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影响其全程,并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近四十年来,许多论者都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所表述的思想。他们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投其所好”的解释,说什么“中学为体”是“作为洋务运动的目的”,即“死保封建体制”,而“西学为用”只是“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含义”,其全义并不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而且,“洋务派妄图在死保封建体制的前提下来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这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口号”。因此,洋务运动也随之变成了反动的运动。     

略论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变革，始于洋务运动，其显著特点有三：创办各类新式学院，广泛传播西学；官费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这些重大举措，促进中国教育步入了近代化，其作用功不可没。但因洋务运动是以维护封建王朝为初衷的，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中体西用”文化内涵二重性的思考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理论核心和指导思想。在形式上 ,它违背了中国哲学体用论的基本原则 ;在思想上 ,它既要引进西学 ,又想固守“中体”;在价值上 ,它既起了“开风气”的进步作用 ,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究其根源 ,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重性社会基础。今天 ,它虽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但仍在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我们必须抛弃其僵固的思维模式 ,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奋斗。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洋务派、维新派中体西用的思维结构（续）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代表的一部分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反映,历史现实规定性和思想文化制约性确定了他们的思维结构。一百年前的“中体西用”虽已飘逝,但它在历史幽深处的回音仍值得我们聆听。     

洋务派、维新派中体西用的思维结构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代表的一部分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反映,历史现实规定性和思想文化制约性确定了他们的思维结构。一百年前的“中体西用”虽已飘逝,但它在历史幽深处的回音仍值得我们聆听。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试论刘光第"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

刘光第明确提出了“取其长而制其害”(或称“收其利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采西学重实效促进富国强兵、宣传普种牛痘和戒除鸦片以及提出参用民权与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刘光第的西学思想突破了洋务派的“体”“用”之争,是他参与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分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侧面,是早期维新派(包括冯桂芬)和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作出了成绩,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推敲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夏东元同志的文章《洋务运动发展论》。文章在论述“中体西用”思想时写道:林则徐、魏源所提“师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

1874～1875年，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奕、丁日昌、郭嵩焘等人纷纷上奏要求进一步推广洋务运动，提出了“练兵、造船、简器、筹饷、用人”等项自强新政的主张，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近代化之争，进一步表明“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较深的层次，同时也表明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洋务运动必然失败和顽固势力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抹杀一切变革的萌芽。     

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随着洋务运动的全面展开,变革中国的传统教育,学习和引入西方式教育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新式学堂的创办、西学书籍的翻译、留学生的派遣、科举制度的改革,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产生了巨大冲击,并拉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但由于洋务派人物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因此这些教育改革是不彻底的,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论梅文鼎与“西学中源”和“礼失求野”

“西学中源”与“礼失求野”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中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前者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而后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论及“礼失求野”的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后,错将政治权威当做学术权威,才开始大力宣扬“西学中源”的思想.     

西学传播与晚清社会的蜕变

晚清时期西学传播本身既是中国近代社会蜕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过复杂的作用。经济领域中生产力的变革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政治领域中维新变法与革命、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怀疑,以及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都可以说是同西学的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封建守旧势力依然盘根错节的近代社会。梁启超所说的。西洋思想运动”始终不可能奠定一个“健实之基础”。     

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体用观

郑观应的体用观上承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下启维新派的体用合一 ,表现出极强的时代性。他的以“实用”为取舍标准的体用观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概念上 ,西体西用是“大用” ;两者关系上 ,体用合一 ;发展前景上 ,反省传统 ,融西学于中学 ,促生体用兼备的新“中学”。     

论甲午战争前后湖南的“新” 与“旧”

在近代湖南历史发展的进程中,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是湖南社会“新”与“旧”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战前,湖南在政治上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是守旧的,经济上仍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文化上依然是封建正统思想占主导地位,军事上湘军的兴起使湖南成为旧制度的“卫道士”。同时,湖南不仅把自己禁锢在传统的守旧氛围中,而且对外来的西方文化进行顽强的反抗和排斥。因此,湖南被认为是全国最保守、风气最不开化的一省,连西方人也把湖南看作是全中国最顽固最保守的地方,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战后,湖南在短短的数年里,政治上“扫千载之秕政弊风”～①,倡西学,开民智,育人才,伸民权;经济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大办近代工矿企业;文化思想上鞭苔封建旧文化,倡导西学新文化,大办学堂、学会,改革书院,创立报刊,“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②;军事上用西法训练军队,培训军宫,用先进的枪弹装备军队。湖南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正如梁启超所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③。战后湖南一反守旧传统,开风气,大力传播新思想,倡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由出了名的守旧中心,一跃而变为全国维新变法最先进的一省,使湖南以崭新的面貌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洋务派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洋务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派别。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他们在中国举办洋务教育;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翻译西书,传播西学;派遗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这些举措对于改造中国封建的传统教育,建立近代新的教育机构,培养现代科技人员的外语人才,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理论,发展我国的军、民用企业,改变我国长期封闭自守,被动挨打的落后面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洋务派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国学热的背景及走向

一、国学热的当代文化背景 在80年代的“西方”学术热和90年代初的“经商热”中,中国学术界从1993开始出现了一股值得重视的“国学热”。 国学热在90年代出现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西学热”转向“国学热”。从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中国学界是“马列”为标志的“古典西学”热,进入80年代,现代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从弗洛伊德到后弗洛伊德,从分析哲学到新历史主义,从解释学到后现代主义,从“方法论”到“本体论”一阵阵热过来。然而,这种在     

现代新儒学的本质是道德决定论

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大学派之一,它试图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而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念是坚持思想文化决定、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其表现为: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所坚持的"中体"就是传统儒学的道德学说或心性之学,"西用"虽已不同于洋务派的西艺、西技,但本质是一致的,仍是19世纪"中体西用"理论的现代翻版。此外,由于现代新儒家的绝大多数学人都是道德决定论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而是巨大的障碍。     

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