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转变生育观念，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转变生育观念，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任延秋生育观念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它包括生育动机和目的，及其对子女数量、子女质量的期望和性别偏好等主要内容。生育观念直接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影响着生育水平的变动。因此，进一步转变生育观念，已成为控制贫困地区人...     

论生育文化

本文对传统生育文化、现代生育文化、传统生育文化转变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分析 ,剖析了生育文化的内涵 ,对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对现代生育文化、现今西方生育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现今西方生育文化具有明显的负面特征 ,而“反馈模式”、“家本位”的中国现今生育文化不无优越性 ,从建国初期的制度等变革、传统生育观念的滞后性和代际传承性、计划生育三方面分析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转变 ,认为我国现今生育文化已具有明显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 ,但传统的男孩偏好仍然存在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

通过对2000~2008年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行概括。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南京市青年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资料,对南京市青年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和预期生育年龄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青年多数不存在明显的生育性别偏好,少生晚生已成为其自觉自愿的选择。     

国外新动态

发展中国家寻求增进生育健康的新途径 在生育健康概念和内容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之时,199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对其作了说明,并对发展中国家生育健康服务的现状和未来作了简要分析。今天,生育健康已远远超出了计划生育概念。生育健康的内容应该包括:提供计划生育信息和服务(包含提供建议和诊断及定期复查);产前、产中、产后照料,为由此引起的并发症安排治疗;防止流产的发生,以及流产后进行妥善安排;对生殖道感染(包括性传播疾病STD_s),以及影响全身的传染病的防治;预防艾滋病;对不育症的防治;对妇女泌尿系统、子宫系统传染病、子宫癌、乳腺癌等等做定期检查;积极抑制女性先天残疾等不利因素的发生。自开罗人发大会(ICPD)以来,不断扩大生育健康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成员国承诺到2015年生育健康服务将普及到所有可能的个人。然而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尚有6亿人的住     

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自1994年底原劳动部颁布《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以来,生育保险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给广大女工带来了福音。但总的来说,目前企业职工生育保险的开展情况仍不容乐观,尤其是推行难的困境已不断凸现。维护女工权益,保障女工健康,不断加强生育保险的投入和有效利用,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现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为促进企业职工生育保险的不断完善提供一点思路。一、现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存在的问题1.部分企业领导对生育保险缺乏正确认识。部分企业领导对生育保险缺乏正确认识,生育保险尚未被真正列入…     

论稳定低生育水平

中国经济已进入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从可持续发展计,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必须把已出现的低生育水平稳定住。我国已经是低生育率国家,但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从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来看,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使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协调起来,积极寻求扩大内需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结合点,增加计划生育的政府投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处理好稳定现行政策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关于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这是我国长期实行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机制等原因,要保持和稳定目前这种低生育水平是艰巨的。本文从影响生育水平的若干因素、我国目前出现低生育水平的原因以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难度出发,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建议。     

我国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应用

本文使用2010年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应用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对已基本完成生育周期且可生育二孩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以意愿生育水平为参照的条件下,研究发现,初育年龄推迟、教育水平提高,工作压力等都对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我国现代生育文化成长的基础、制约因素及其架构

从整体上看 ,我国生育文化转型和现代生育文化成长已具备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宏观环境与社会心理环境。婚育人口是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中的生力军。目前我国生育文化转型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掣肘因素 ,现代生育文化建设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传统生育文化依然有它残存的土壤和道义上可以理解的生存空间。在新世纪 ,我们要通过努力营造社会大环境 ,全面建设社区小环境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并结合中国国情不断推进我国现代生育文化建设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必须重视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存在着极大的地区间差异。妇女总和生育水平农村远远高于城市。90年代人口控制面临的困难就在于城市妇女的生育水平已非常低,不可能再下降、而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虽还有再降的潜力,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已到了事倍功半的程度,仅仅依赖计划生育政策想把农村生育率降到预期水平是不够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生育率居高不下呢?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分析为什么我国城、乡妇女生育水平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从生育率的变化可以看到,城、乡间妇女生育差距的拉大开始于60年代中期,而我国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是70年代以后,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间生育水     

严峻的形势呼唤生育法

计划生育法已酝酿了多年,至今没有出台。如果说以前条件不具备的话,如今条件巳基本成熟,不应再拖延了。目前,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数量的减少和生育形势严峻,都要求尽快制定一部符合实际、长期有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生育法律。一、制定生育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大凡一部法律的制定,都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既要符合目前的实际,又要相对稳定、长期有效,生育法亦不例外。早在1982年10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指出,计划生育的根本问题是要立法。要调查研究、探索规律,研究、制定出既能有效控制人口又比较切合实际的条例或法律。建国后前20年,我国人口生育基本上处于盲目自流状态,呈现出三高现象:即人口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高、总和生育率高。群众的生育观念与旧社会差不多。因此,当高速增长的人口给经济、社会、教育等带来巨大的压力被人们认识后,都感到非实行计划生育不可时,生育法却不能立即推出。因为生育法中最关键的是每对夫妇生育数量的规定。如果规定的较多,则不能减缓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以     

中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121县人口监测系统大样本微观历时数据,分析了我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种历史变动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文章认为,我国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早、密、多"生育模式的政策调控,在当前群众主动推迟生育、城乡普遍晚婚晚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继续执行以"晚、稀、少"为导向的现行生育间隔规定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70后人群的大间隔生育将是未来不可忽视的一种生育特点,对生育间隔的关注应从人口调控的政策导向逐渐过渡到健康导向.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与思考

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事关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农民工，是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重点人群。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达1．18亿。84．5％以上为16．40岁的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口。近年来农民工中的已婚育龄妇女比例逐年上升，已接近30％。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生育保险可以促进二孩生育吗?——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三孩生育政策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对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影响非农就业女性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分析,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保险覆盖比例仍然较低,生育津贴享受水平不高;学历越高、就业单位性质越稳定、所在城市越发达的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能性越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均未能显著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但就业单位性质、城市类型、祖辈的照料支持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远超生育保险。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所提供的生育津贴水平和产假时间长短对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极为有限,企业层面因女职工雇佣成本增加,导致减少女职工数量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对此直接监管难度大。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高生育津贴支付标准;探索建立促进育龄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创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关名词解释(四)

二十五、[提倡选择长效避孕措施]长效避孕措施包括:宫内节育器、皮下埋植避孕剂、输卵(精)管结扎术等。对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应首选放置宫内节育器或皮下埋植避孕剂。放置宫内节育器,具有避孕效果好、经济简便、副作用小等优点;对已决定不再生育子女的夫妻或因身体情况不宜生育的夫妻除可选用上述避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