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以元You两案看宋代朋党及其对世风的戕害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谦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由于庆历诸 君子未能久居中枢，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本文通过元You“君子党”当道时期两例党争的分析，说明：既然结党，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朋党论》中所谓“君子以同道为朋”，固是回击朋党訾议的利器，而如以为想与成可以符合符卷，只能是奢望而已！     

论夏目漱石《虞美人草》的道义观

明治维新之后,功利和道义的对立,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日本文化的矛盾。漱石代表作《虞美人草》鲜明流露出作者的主观褒贬意识,丝子和小夜子是有传统美、恪守“道义”的女性。藤尾受西方文明影响,缺乏传统的“道义”观。小野与藤尾的性格、言行与生活,反映了新旧混杂的文化时流,二人现代功利的恋爱是利己主义的体现,但也自有其必然性。漱石用“道义”来严惩三个追求功利的主人公,由此可见,《虞美人草》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护上流和中流阶级的秩序、主张保守的“道义”的小说。看重文以载道的漱石提倡的“道义”表现在恋爱问题上,带有一定的守旧性。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吴与弼的人格修养论

吴与弼（1391—1469年）．字子博，号康斋，抚州崇仁（今属江西）入．明代早期著名理学家。他一生躬耕讲学，弟子甚多，陈献章、胡居仁、娄谅皆出其门下。他生活窘困而不应仕请，终生以学做圣贤为务。其自叙云：“十有九岁得《伊洛渊源录》，观周、程、张、邵诸君子出处大概，乃知圣贤之学之美而私心慕之。于是，尽焚应举文字．一以周、程、张、邵诸君子为心而自学焉。”①他私淑古圣先贤．专于人格修养而“不事著述”②。其所存《康斋集》．可以说是他一生道德修养体会的记录。本文拟通过述其人格修养现这一思想主线．廓清其思想的基本脉络…     

《诗经》爱情诗探赏(四)

艰难情艳娓娓曲至——《诗经·周南·汝坟》欣赏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汝坟》,序谓道化行也。毛氏以为“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韩诗外传》以为“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归,其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陈义以匡夫”。朱《集传》说:“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以上诸说,皆穿凿附会,因诗在周南,就伪讬文王之化。因不能解释“王室如燬”,就附会为纣政酷烈,君子行役。因“父母孔迩”,就望文生义——“勉之以正”,“陈义以匡夫”。如此牵强拟议,想像为说,很难园通全篇之意,     

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 ——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

现今对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的认识源自富弼、欧阳修等人的记述,虽然反映了某些层面上的历史事实,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当时,范仲淹被贬的核心罪名之一是"自结朋党",这一罪名体现出范仲淹被贬黜的重要原因,是宋仁宗认为其有交结要人、希合求进之嫌。但景祐事件发生后,一批支持范仲淹的中下层官员则强调其被贬的原因在于触怒了宰相,突出景祐事件中因言罪人的一面,而将"朋党"视为对范仲淹的栽赃。随着同情、称荐范仲淹的言论不断涌现,仁宗对范仲淹朋党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从其交结要人转向其他官员对范仲淹的朋附。最终,声援范仲淹的言论与朝廷惩治朋附范仲淹之人的做法,共同塑造了后世对景祐事件的认识,而仁宗当初猜疑范仲淹"朋党"的原因则长期为人们所忽略。     

信以传信 疑以传疑——辞书编修之我见

《辞海》(1979年版)前言云:“《辞海》是一部综合性辞书,编纂和使用时间较长,内容要求稳定。因此,……对学术问题,有定论的,按定论介绍;尚无定论或有争议者,则作客观介绍、概括叙述,或仅介绍现有的不同看法,尽量避免给读者以片面的或者错误的知识。”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辞海》编辑委员会所制定的这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编修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遗憾的是,《辞海》的个别编辑同志在某些词条的编订上是与其宗旨相悖的,兹举两例,试言其详。     

黄宗羲误记宋史事二题

黄宗羲自是史学大家,其博闻强记、淹贯群书,已不待言,但亦有千中失一之处。顷读吴光先生整理之《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见有误记宋史事二处,现一并拈出。《陈定生先生墓志铭》云:“韩(?)胄立《庆历党人碑》,而刘后溪遂以庆历党人之名名游监簿之墓”。庆历为北宋仁宗年号,韩(?)胄为南宋时人。且庆历党人无被立碑,韩曾兴庆元党禁。此处误记时代。《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云:“文山属铭于邓元荐,以元荐同仕行朝也。”明嘉靖间张元谕编     

唐宋诗词中的“鸣鹤”意象

“唳鹤”是唐宋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古人对鹤唳的解释多种多样,如警露而鸣、知时而呜等。唐宋诗词中的“唳鹤”意象与“鸣鹤”意象的内涵往往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唳鹤”意象主要用来表现鹤声的清远、高亮,但“鸣鹤”意象却多用来象征君子。此外,“鸣鹤”意象还衬托了和暖的天气,而“唳鹤”意象则往往与月、白露、秋等意象联用,表现诗人由此生发的“感兴”或者营造美丽的意境。     

日本莫以偏离和平发展道路为得计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外政策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给邻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向邻国人民表示反省的诚意,为警示日本今后的发展道路,日本理应对军国主义进行严肃、认真、深刻的研究和批判。日本战败投降已阅一甲子,但令人遗憾的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国内除少数进步学者提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外,从总体上看对军国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十分缺乏。近年在日本虽出版了极少量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著作,但多是欧美学者的译作。对日本学者而言,甚至已发展到连“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一类词语的使用都成为禁区的地…     

《论语》君子儒的现实意蕴及其实践途径

《论语》“君子儒”思想对当今知识分子如何完善自己的道德追求和学问修养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君子儒是“成人”与“达人”的完美结合,“学与德”、“学与智”相辅相成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完善人生实践的重要渠道,“仕而优则学”是那些入仕的知识分子保持尊严的最佳方式。     

论《左传》史料系统与先秦君子问题起源--《左传》“君子”用法详析

“君子”是中国古典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重要概念,它的含义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左传》是涉及“君子”问题最重要的先秦典籍之一,要清理“君子”一词含义变迁的历史,离不开对《左传》材料的深度阐释。根据语法特征对《左传》中的“君子”详加分类研讨,可以大体解决学界历来疑虑的《左传》史料的可信度问题。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系统解读,可以看到,在孔子之前百余年,“君子”已经成为贵族政治家普遍关心和反复探讨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家已提出了诸多君子的行为规范和判断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虽与日后《论语》给出的君子标准还有差异,但仍不失为孔门君子之学的渊源和先驱。     

北宋新党舒亶考论

舒亶是北宋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人物,在古代的历史语境中,常被定位为无耻小人形象.但真实的舒亶并非如此,虽然在北宋的政治文化与朋党之争中,舒亶因多次兴起狱案,尤其是排压打击苏轼的“乌台诗案”而备受后世非议,但其吏治、边功、文学均有不俗表现.单纯以一“小人”盖棺论定的评价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钩稽史料,详述舒亶生平行状,凸显那个“议论争煌煌”时代语境中的真实的舒亶形象.     

"诗穷者而后工"的原因探讨

“诗穷者而后工”是由“发愤著书”衍生出来的子命题。本文根据古人的说法,总结出了“诗穷者而后工”四个方面的原因:一、穷而发愤,其文要约而写真;二、穷而发愤,其文能写人情之所难言:三、人穷则诗工;四、欢愉之辞难工,穷愁之言易好。     

“以小说为证”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形成

在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下,小说多依附于子、史,几乎都是“为证”式的,非为小说而小说,故虽名为小说,实以证理为主要,兼有证教、证才、证诗、证地等,小说被视为“证据”或论证的手段.大体而言,唐前重小说“所证”,唐及后世重为证的小说文本本身.过分突出“所证”,小说本身的故事处于依附地位,妨碍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反之,作为“证据”本身及“论证”过程超越于所证,小说文体之独立性也就慢慢得以呈现.     

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水

《孟子·离娄下》载: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这一段落的描述并不孤立,孔子把水视之为理解人类行为准则的方法而对之兴味盎然,这点是有大量史实为据的。《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夜。’”(《子罕》)他还讲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而且,据《孟     

流人学的脚步 --为《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作序

世有“显学”与“晦学”之分。“显学”为当世所重 ,群趋若鹜 ,如清之乾嘉朴学 ,今之红学、敦煌学 ,于是资料盈箧 ,成果丰硕 ,人才辈出 ,为举世所瞩目。“晦学”则不然 ,虽其学重要 ,然资料发掘艰难 ,前人成作较少 ,一时难见其功 ,学人多视为畏途 ,潜研者寥寥 ,若为世所遗忘者 ,近之流人学类此。流人源出于流刑 ,多为蒙冤受屈 ,备受迫害与刑罚者。流人颇多具有文化素养 ,甚至学问淹博者也为数不少。虽投诸四裔 ,犹不弃边远 ,播种文化 ,开发蒙昧 ,厥功至伟 ,是流人与流人文化问题固不得不有所研讨 ,而世之投身斯业者固屈指可数也。我之接触流…     

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与“有以……”“无以……”句式

古汉语助词“所”通常用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之前,组成名词性的所字结构,指代行为的对象、凭借、工具、方式、方法、原因、处所、关连人物等。“所”是一个常用虚词,它担负着把一个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由动词性转变为名词性的重任,一般是不能付之阙如的。但在古汉语中,“所”也时有省略。“所”字的省略虽不很普遍,但也并不罕见,而至今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本文拟对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以及与之有关的“有以……”“无以……”句式作初步探讨。1 古汉语助词“所”的省略,大都在表示存现的动词“有”“无”之后,如: (1)景曰:“吾有〔〕待…     

略论《马氏文通》的起词

《马氏文通》①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完备的语法学著作，它的开创之功永不可磨灭。书中创立了一系列语法学术语，但另一方面要把握好这些术语也不易，有时仅仅依据马氏对这些术语的解释还不够，必须联系其举例全面考察，甚至还有举例与术语的解释相抵摇的地方。起词，就象大多数研究《马氏文通》的著作和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即生语，语词即谓语，大体上不错，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简单。一、什么是《文通》的起词《文通》正名章给起词所下的定义是：“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日起词。”又以“子说”句为例分析道：“‘说’者谁？‘子’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