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的深度剖析与重构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强制执行法》将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确立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但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无论是词义还是执行主体及在执行措施上,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以“二战”时期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国家至上论”为起点的.在国家至上的宪政理念下,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重心必然是“对秩序的强烈追求和对公共利益的强烈关怀”.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划分过程中缺少了民主、平等与公正的理念,该制度的设计只是引入了司法公正的外壳、名义或形式,并未引入司法公正的实质内容.中国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应建立一种多层面的执行体系,包括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由法院采用刑罚手段予以执行和公民信用体系公布制度等.     

日本行政相谈制度与中国信访制度比较

日本行政相谈和苦情制度是综合性很强的行政申诉救济制度,和中国的信访制度基本性质是相同的.本文对两者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分析,相似点主要有:1.立法目的相通;2.基础原则相近;3.都注重调查权和思想疏导;4.都奉行及时终结原则;5.将行政内部救济与其他救济区分开来等.不同点主要有:1.法规体系结构不同;2.社会参与程度不同;3.对于信访工作机构和信访工作人员的调查权的关注度有差异;4."法律责任"条款设置有差异;5."信访秩序"规定有差异等.通过对二者异同的比较分析,力图归纳日本行政相谈制度的基本特征,并对中国的信访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些思考.     

俄罗斯联邦行政程序制度述评

行政程序制度是俄罗斯联邦行政法学体系中正在形成和完善的一部分内容 ,相对于前苏联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俄罗斯行政法学者从研究行政程序的基本概念入手 ,从理论上和词语规范上理清了行政程序、行政司法程序、行政诉讼程序等基本问题 ;以 2 0 0 1年制定的《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为范例 ,行政程序的原则经历了由维护国家管理向规范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的回归 ;与俄罗斯联邦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相统一 ,必将尽快结束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合而为一的状况 ,制定独立的行政诉讼法典 ;建立具有特色的行政法院体系或在普通法院体系中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庭 ,是未来俄罗斯联邦行政程序制度的发展趋势。     

作为行政手段的举报奖励制度研究

制度史表明举报奖励制度已由最初的保障民主监督权发展到同时服务于一定的行政目标.晚近行政举报奖励制度被越来越多采用,成为行政主体一种重要的法律手段,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文章通过行政举报奖励制度与举报制度、行政奖励制度关系的研究明晰其制度定位,通过对其作用机理的研究明晰其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回应行政举报奖励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协调问题与自身合法性的保障问题,旨在为行政举报奖励制度的有效和规范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效果乏力的病理分析与改革措施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建立,问责行为日益普遍。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行政问责制最大的不足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主要表现为对案件处理的搁延、处理结果有失公正、被处理人员非法重新启用等方面。究其原因,在于行政问责法律与制度的不完善,监督体系欠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以及客观存在的合法化转型危机等。因此,行政问责制的根本改善需要一整套从制度完善到文化建设的系统改革措施。     

论行政法治的法制基础

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工程总体目标的关键。要实现行政法治的目标,必须强化制度建设:要完善和推行公务员制度,为建设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提供保障;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创建行政机关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保证行政权配置的正当性;要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和科学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体系,从法律程序上规范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使,维护行政权运行过程的正当性。     

论中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行政伦理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也带来了一些伦理失范现象。制度缺失所造成的公务员角色冲突和公务员自身现代职业精神的缺乏是导致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欠缺的主要原因。公务员法的出台是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制度上的完善,但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信念伦理的构建。     

行政管理需要依法行政

我国依法行政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应加大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力度,需要尽快制定行政基本法,建立违法行政追究责任制度,加强司法诉讼和行政法宣传教育,才能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法律制度。     

主体性行政人格及其现实意义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内在精神世界的最高形态,随着人类行政模式的变迁,行政人格也经历了由依附性到工具性再到主体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行政人格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体性行政人格在性质上讲是主动性和受动性、共有性和独特性、持续性和变异性等多种特性的统一,而在其内部则是行政道德情感系统、行政道德准则系统、行政道德目标系统这三个要素的统一体。建构以主体性行政人格塑造为核心的伦理约束体系才是解决目前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唯一方法。     

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突破——一个基于均衡制度观视角的分析

新股发行的"行政治理模式"推动了中国股市的早期发展但也蕴藏着深层次的危机.<证券法>实施以后,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制度在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制度之后,尝试着向市场化的方向演进,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从境外移植的制度体系在中国股市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移植制度并未成为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中均衡的制度安排.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本文认为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现实情况,权力中心可以引入"监管竞争"和"卖空机制"来协同促成我国市场化新股发行制度的均衡.     

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

行政赔偿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本文简述了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发展概况,阐述了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特点,并从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程序等八个方面指出了我国现行行政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和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途径和措施。     

公务法人制度探讨

在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中,公务法人制度是其行政主体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务法人是指在国家与地方行政机关以外的,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并承担公共事务职能的法人组织体,可分为社团法人、公法机构和财团法人三种类型.在行政法中,公务法人是以公务为基础的分权形式,对中央集权是一种限制,它与国家、地方行政,构成一个国家的完整的公共行政体系.目前,我国行政法中,虽有行政主体的概念和制度,但由于没有理论和制度上分权的存在,造成了我国现行的行政主体制度存在着缺陷.表现在:第一,行政主体过于单一,范围不明确;第二,缺乏以公务为基础的分权制度.因而,我国应借鉴法国、德国的公务法人制度,理论上引入合理的公务法人的概念和类型,立法上对公务法人制度予以规范.     

试论日本战后文化行政的变迁

二战后60多年来,日本的文化行政以"提升文化高度"和"扩大文化范围"为目标,坚持"不干涉内容"原则,历经文化行政空白期、中央政府文化行政起步期、地方自治体文化行政繁荣期、新的文化行政机制形成期和文化政策体系完善期的变迁。日本文化行政机制逐步向政府、民间企业、文艺团体职责共担、职能互补型转变,文化行政理念逐渐向重视文化与社会、经济、国民生活关系的综合性文化行政理念转变,文化行政的主导权逐步向地方自治体转移。     

当代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构建

行政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文化的有机统一。现代行政文化的价值理念与追求有:效率观念;民主取向;服务精神;法治信念。因此也就构成了现代行政文化的四个基本内容:效率型行政文化;民主型行政文化;服务型行政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本文从理念培养、物质支持、制度构建和系统协调四个方面探讨了当代中国现代行政文化的构建。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评析

诺斯的观点有价值之处在于:把制度变迁同经济发展绩效直接连在一起,并指出了两者的正向因果关系;提出了经济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与闭锁;指出了政府或国家在经济变迁中的地位和应承担的责任。指明制度变迁理论新的发展方向,即共享心智模型,只有形成共有信念的制度沉淀下来以后,才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如果制度不能作为共有信念,就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个新的共享心智的模型就把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都统一起来。     

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存在问题与完善

公务员考试录用是公务员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务员制度的入口环节,当前随着行政管理环境的不断变迁,考录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考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整个公务员制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     

教育行政权力下放:演进历程、基本特征与趋势展望——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

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完善国家教育行政体制的关键举措,也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加快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60年来,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的行政权力下放,经历了起步探索、逐步推进、全面推进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中央向地方教育行政权力转移进程不断加快,地方政府管理教育事业权责不断强化的特点,反映出权力下放历程同步经济社会发展、下放节奏反映教育发展规律、下放方式凸显自上而下模式和下放事项主动回应社会诉求的重要逻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亟需以推动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教育行政权力下放过程中,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注重上下协同推进、更加突出改革问题导向、加强"放管服"一体化推进,进一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参与办学的活力.     

德国生态环境监管法律制度考察及其镜鉴

德国的生态环境监管是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监管体系。法律制度上,德国是以生态环境行政法律制度为中心;在监管理念上,德国的生态环境监管秉持法治国家理念、整体性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合作治理理念;在监管手段上,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直接管控、间接管制和包括规划在内的具体措施;在监管措施的执行上,德国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广泛的行政执行权力,行政机关可以自己采用包括执行罚、行政代履行和直接强制等手段;在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实施监督上,德国强调法院对监管制度实施司法监督,德国就行政监管对个体主观公法权利侵害采取了无漏洞的保护,同时,环保组织通过行使行政公益诉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其职责。德国的生态环境监管法律制度对我国的环境法典编撰和环境监管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探析

在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主要有环境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三种方式。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我国一般规定为不可诉的行政调解行为,而对于自然资源纠纷的行政处理,则规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行为。这种法律规定的差异不仅导致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体系存在混乱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