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居委会的社区权力及声望研究

在中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转型时期,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权力与声望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南京BX区61个社区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及分析表明：居委会目前的社区权力结构中仍以政府赋予的行政权为主,而在社区居民对其期待颇多的自治权、协管与监督权、突发事件处理权等的运用方面,居委会并未拥有足够的资源存量;社区其他营利及非营利组织在直接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过程中多少瓜分了居委会的权力,从而影响了居委会的声望,并且随着社区居民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的进一步分化,居委会在不同社区成员中的权力与声望呈现差异化的格局。     

城市社区服务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分析

我国正经历着一个社会变迁过程,社区服务应运而生.经过20年来的发展,社区服务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相比,软件建设明显滞后.尤其城市社区资金短缺、社区组织角色错位以及人力资源匮乏,在制约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基于此,应采取的对策为:整合社区资源,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区经济,培植稳定财源;明确职责,理顺基层政府、党支部、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的关系,发展"市民社区",促进其政治、经济诸方面快速协调发展;培训与招聘相结合,打造新型社区工作者队伍.     

地方望族的权力运作模式——以W 地区为个案

本篇论文把.地区自明清以来的城市望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以近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为研究背景，以望族的权力为切入点，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从资源的角度，研究望族的权力运行逻辑；二是从策略角度，研究望族在角色转换与地位提升过程中的各种权力技术，从而探讨城市望族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发展演变的规律。     

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９０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重新调整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各个层 面都受到了社会变迁的冲击。在城市社区，表现为居民委员会的剧烈变动。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居委会的组织与运行成了特别引人注意的问题。就上海而言，社会的变迁以及政府为此所作出的适应性行动促使与居委会有关的整个组织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它首先表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提出及街道办事处一级“准政府”职能的强化。近两年来，居民也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区建设中，如何使居委会在新的形势下既适应“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又能…     

城市社区直选的宁波模式探究

社区居委会直选,是推进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和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2003年3月,宁波市海曙区顺利完成了全区59个社区的居委会直选。基于海曙直选经验,宁波市于2007年底在所有的城市社区居委会推行直选并顺利完成,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     

城市社区直选的宁波模式探究

社区居委会直选,是推进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和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2003年3月,宁波市海曙区顺利完成了全区59个社区的居委会直选。基于海曙直选经验,宁波市于2007年底在所有的城市社区居委会推行直选并顺利完成,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改革设想

随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在上海社区不断完善，加强和发挥居委会四级网络的作用就愈显重要，为了更好地适应上海大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使居委会“三自”性质在法律地位上得到归位，增强居民区的行政事务管理与服务的力度，建立起适应上海建设和发展的城市基层管理组织体系，特建议上海居民委员会进行改革。居民区组织体制改革的起因1996年，上海市开始实施居委会专职干部招聘制度，推进了居委会干部队伍的年青化。社会化、职业化。但是，居委会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它的成员由三年一度的居民大会或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而，招聘…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居委会建设浅论

城市现代化的突出标志笼统而言不外乎包括发达的城区建设、科学完善的社区服务设施与管理以及充分的居民参与等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居委会建设的地位、作用愈显突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群众自治性组织，作为城市的“细胞”，居委会在城市建设中的基础、基石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建设，尤其是居委会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影响着城区经济发展及文明进步，阻碍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现状分析…     

社区居委会"开证明"的尴尬与矛盾

社会阅览 我国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建立于50年代初,自它成立之日起,就在城市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在单位体制下,居委会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它仍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纽带就是“开证明”——居民办理某些事务时,很多部门都要求由居委会来出具相关证明,比如居住证明、户口证明、婚姻状况证明等等。特别是无具体单位的居民,更是离不开居委会的证明。     

城市社区的组织建设与权力协调

进入转型期以来 ,我国城乡社会组织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已逐步分化。计划体制下的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完全性组织”渐趋解体。在农村表现为人民公社的解体 ,而在城市则表现为原来的单位体制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正逐步向社区制过渡。这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 ,也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过渡 ,许多原来主要依赖于“单位”的社会整合功能也逐渐向基层社区转移 ,于是“社区”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 ,虽然社区正在成为转型期社会变迁的新舞台 ,但社区内部具体的权力秩序…     

文革中的居委会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以“摧枯拉朽之势”和“排山倒海之力”，不但破坏了城市的党政组织，而且席卷了城市的基层社会，使得经过恢复和调整而逐步健全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刚刚走上正轨的居委会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居委会在文革中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前哨，兴无灭资的场所，生产斗争的后方，它是当时社会革命的缩影。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政治建街”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的口号下，有些城市的街道组织实行军事编制，下设连、排、班。连设正副连长，代替居委会主任，其规模相当于原来1至2个居民委员会管辖的范围；排设正副排…     

农村特困户救助应把握好三点问题

马鞍山市从2001年开始实施“星光计划”到2003年底,全市88个社区居委会基本建有社区“星光老年之家”,成为安徽省第一个实现社区星光点全覆盖的城市。随着社区老年之家的建成并投入使用,“星光计划”这一惠老惠民工程,立即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给社区带来了三大变化:一是社区“家”的意识有所强化,社区在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中的地位开始上升。马鞍山是一个工矿型重工业城市,居民大多是产业职工,与单位的联     

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的建立和演变对华爱社和尚思社区中心的个案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发展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程中,城市社区建设不仅与社会结构转型、管理体制转轨、社会组织功能分化和重新定位的社会演进密切联系,而且与民众主体意识的逐渐萌芽和民间组织自治化趋向不断增强的社会现实相互促进(朱健刚,1999;王思斌,2001)。因此,社区建设及其未来走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一、引言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为其主要特征的(路风,1989;孙立平、王汉生,1994)。1954年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开始逐渐健全由市、区、街道和居委会组成的城市行政管…     

自治组织的利益代表性与“业主居民”的社区参与

城市社会管理离不开居民的社区参与。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与居委会两个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来探寻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参与社区重要公共事务的自治;通过居委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不仅积极性不高而且具有＂假性参与＂的特征。导致上述参与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业委会比居委会更能代表和维护业主居民的利益。研究指出：中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居民参与意识差,而在于参与期望与自治权缺失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自治的关键在于把自治权力还给社区居民及其组织。     

社区治理与权力秩序的重构——对上海市KJ社区的研究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经济转型,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社会的整体面貌。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也波及到了城市基层社区,剧烈的社会分化促使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句话说,传统的社区权力秩序正处于变动与重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社区权力秩序的变动与转换的内在机制及其运行逻辑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一个基层社区治理过程的实证研究,来考察当代城市基层社会权力秩序的重构,借以探求其内在的行动逻辑与机制。一、社区权力与治理:一个文献综述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存在一…     

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选民普遍冷漠的情况下,居委会换届选举依然实现了非常高的投票率？通过对上海市2006年社区选举的考察,我们发现高投票率与一人多票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家庭而非个人是最基本的投票单位,通常一个家庭只有一名成员亲自投票;另一方面,无限制的委托投票赋予了社区积极分子事实上的“复票权”。这种局面实际上是政府、党总支/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共谋的结果。与村民自治相比,城市社区选举之所以缺乏活力,关键在于村委会选举以分配性利益为基础,需要选出“当家人”;而居委会选举以维持性利益为基础,只要选出“守夜人”。居民的政治冷漠实际上是由社区的利益结构所决定的,而社区选举的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     

中国城市社区选举的想象：从功能阐释到过程分析

一、引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制度的解体,以及与 市场经济发展相伴而来的城市社会变迁,中国城市的观察者们开始把 着眼点从宏大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微缩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意识中 去,亦即"公共领域、城市空间和市民生活的生长"(Davis et al.,     

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历史主义脉络中的社会变迁

发端于18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想脉络中,包含着一种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普遍历史解释模式。这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是在同启蒙思想的对话中确立起来的。起先包裹在天意历史论的目的论外衣中,后来历史主义的发展逐步脱去了这层外衣,在解释社会学传统中演变成了一种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独特社会变迁思想。随着社会理论对韦伯的去历史化,蕴含在解释社会学中的这种社会变迁思想逐渐被淹没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赫尔德以来的历史主义脉络节点中梳理这种社会变迁思想的形成。     

街企共建——社区服务的新尝试

天津红桥区社区服务工作已经搞了八年,受到国家民政部及市政府的肯定。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找到了一条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突破口,即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与驻街企业开展街企、居企共建双向服务,加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我们的具体做法是:街道、居委会与企业在双方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四种关系:     

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历史经验的考察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迄今为止最伟大而深刻的历史进程.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球的发展与变革浪潮,引发了从欧洲到美洲、亚洲、非洲等地区和国家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人,如今正在经历这场伟大变革,正在体验社会急速变迁所带来的惊喜、焦虑、失落乃至沮丧等等复杂的社会心态.当今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及其嬗变作为数千年一遇的社会变迁的产物,在引发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的同时,也日益吸引着学者们的关注目光."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中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是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心理现实性和社会现实性",①藉此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给予正当性的评价.因此,对社会变迁中社会心态的关注和把握,不仅关乎我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与否,而且关乎十几亿中国人拥有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可能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