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结构:变迁方向与动力——社会治理结构的历史路向探析

社会治理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四类:统治型结构、授权型结构、管理型结构、共治型结构。共治型结构作为社会治理结构演进的最后和最高阶段,体现着共和主义的价值理念。公民争取公共治理权利的斗争,构成了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推动着社会治理结构从统治型向共治型发展。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应该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结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四位一体"结构是其理性选择。     

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有两个基本进路: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与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这两个进路与其沟通行动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其市民社会理论涵括了从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到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的发展过程。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有着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和相似性。在元理论层面,其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进路据以立论的理论根据不尽相同。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其市民社会理论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从以言取效行为到以言行事行为的重大转向。理论重心则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向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浅析中国市民社会

成熟健全的市民社会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社会与公民三者的关系。透视我国的市民社会,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立足国情,以新的视域,一切从实际出发。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整个社会阶层结构正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制的日益健全,社会结构的日趋合理化,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形成。尽管其历时尚短,经验不足,但在党的领导下,其发展前景将充满光明。     

乡村社会结构演进中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变迁

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导致了不同的供给水平与效率.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宗族组织为主要结合形式的社会,形成了公共产品的社区供给机制.人民公社时期社会结构单一,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了与之相适应、低水平、但具有较高效率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没有形成且不稳定,出现了乡村社会结构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协调,此时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有所提高,但供给相对不足、效率较低.为此,必须重塑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提高其供给效率与水平:培养乡村精英,建立社区精英领导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培养乡村民间组织,促进社区多元化供给;壮大乡村社区集体经济,促进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体制的形成;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服务型有限政府.     

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展开—以其对中国社会的参考意义为中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探讨“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兴趣。如何认识1990年代中国市民社会论的理论倾向与特征？从比较社会思想的视点出发,透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历史变迁进行概括和总结,可以为理解中国市民社会论的历史相对性与必然性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

1988年第二次修宪明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私营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将从社会结构变迁的意义上分析私营经济的不断增长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产生的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作者从五个方面阐明了这一变化,即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形成。     

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谈论市民社会

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东西方世界频繁地谈论着那个曾经被冷落已久的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理论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本文简要分析了市民社会话语在当代复兴的历史背景,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多重品格,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供进一步深化市民社会研究可行的思路。     

俄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社会分层

1．市民社会的概念 对于俄罗斯来说,市民社会问题乍看起来具有纯理论意义;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对于国家当前的社会发展,还是对于国家的未来,如果说这个问题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以对其有害的方式向前发展?为什么代价十分巨大的、具有破坏性和争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要比和平、稳妥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占据上风呢?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和谐社会"的市民社会纵横谈

党的十六大报告初步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十六届四中全会号召全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2005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保总理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之目标,为中国之持久稳定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探讨了市民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启示我们:市民社会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历史环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辩证对待市民社会的生长,充分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克服市民社会的弊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     

市民社会演变中的社会治理变革

在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市民社会观念的同时,也宣告了社会治理的"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在反抗绝对国家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与国家相分离,市民社会的形象经历了从政治社会到"需要的体系"的演变,并最终沿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边界确立起了自己与国家的界线.19世纪晚期以后,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趋势发生了变化,国家一步步地侵入社会,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政府与社会相重叠的"行政国家",它标志着国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结构出现了重组的趋势,正在形成一种"新市民社会".这种新市民社会必将终结国家主义的历史,使社会治理迈入"后国家主义"时代.     

论社会转型期善恶观变迁与信任危机的关系

社会转型期信任危机与善恶观的变迁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善恶观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效果。本文通过阐述转型期善恶观变迁、特点以及信任危机的种种表征,指出转型期信任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人们善恶判断发生错位和混乱所致,并对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新的善恶观重建信任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