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危害国际环境罪与国家刑事责任

国际社会的非强制法律秩序,使国家间密切合作、有效控制危害国际环境犯罪的发生和蔓延存在着重重障碍.特别是确立危害国际环境犯罪主体及刑罚的讨论中,学术界对国家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和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罚争议最多.理论上的不一致带来实践中的不协调,致使由国家实施的或由国家支持和庇护的危害国际环境犯罪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惩罚.明确国家作为危害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国际法依据及其责任的实现途径对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尤为关键,对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准确把握时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大力推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立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国际和谐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构建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是简单的罪刑均衡 ,而是以刑事责任概念为纽带 ,把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其中 ,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相适应 ,肯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 ;刑罚轻重与犯罪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吸收了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合理成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使刑罚的适用既注重犯罪行为又兼顾犯罪人。犯罪行为、犯罪人和刑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 :犯罪行为决定一个与其危害程度相适应的公正的刑罚幅度 ,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在此幅度内调节刑罚的轻重。     

论国家对商事行为的责任承担

随着国际商事交易的日趋复杂化,国家也以各种形式的“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而参与国际商事交易。这种行为往往构成国家规避其国际责任的理由,对当事方乃至该国家本身都有损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求国家为其“国家代理人”的商事行为承担责任。本文以一个典型案件为背景,分别从四个不同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可以通过限制国家豁免权、扩大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范围、泛化国家责任的承担机制以及否定“国家代理人”的法律人格来防止国家采用这种方式规避其责任。     

伦理的呼唤:战争犯罪的国家刑事责任

伦理是一种人类意识中的规则体系,对法律有着导向作用,有着久远历史的战争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形态,必然也受到伦理的影响。战争法的发展也受到人类伦理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海牙公约体系和日内瓦公约体系两大制约战争行为的法律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争犯罪的界定及清算,表明了人类对此类犯罪在伦理道德上的谴责与否定。然而,战争犯罪作为一类特殊的国际犯罪,目前国际法上只构建了该类犯罪的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对国家的刑事责任则一直存在争议。从保障人类伦理延续、有效遏制战争犯罪的角度出发,对实施战争犯罪的国家建立刑事责任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单位犯罪问题探讨

一、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单位犯罪是区别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犯罪 ,它与传统的个人责任基础的刑法理论体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如何将单位犯罪纳入刑法体系中 ,各国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国家是在刑法总则中将刑法上的人 ,解释为个人及各种形态的法人或团体 ,使所有的刑事法律条文 ,原则上既适用于自然人 ,也适用于单位 ,如加拿大刑法。有的国家是在刑法中具体规定构成单位犯罪的根据和条件 ,而且还规定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根据和条件 ,并对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和单位成员的身份作出明确的规定 ,如美国刑法典。有的国家…     

纽伦堡审判与法律价值观冲突

在纽伦堡审判中 ,辩、控双方围绕《伦敦协定》宪章将多元法律价值观的冲突凸现到极致。《宪章》和审判扩大了战争犯罪的概念 ;确定了战争罪犯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 ;创立了新的国家法规则。法律价值观的冲突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 ,对国际法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追诉时效在我国单位犯罪中的适用

当前,单位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在证券、金融、税收、商品生产经营等行业,成为单位犯罪行为频发的重点领域.由于我国的刑法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单位的犯罪主体资格.因此对单位犯罪的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与细致,只是简单地将对自然人的相关理论套用在单位犯罪之上.单位犯罪究竞有没有追诉时效,如何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期限等问题,一直没有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而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在对单位犯罪追诉刑事责任时却没有可操作性.使得现有的相关追诉时效的规定无法针对单位犯罪发挥实际作用.而时于此问题,国外的刑事法律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因此,很有必要从我国单位的现状出发,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充实现行的追诉时效的相关规定,在我国刑事法律中明确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确定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应当根据单位犯罪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独立的追诉时效制度,以使时效这一重要的刑罚消灭制度在单位犯罪中也能够同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法人犯罪先是见诸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现在也开始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确认.虽然两大法系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已逐步趋近,但是由于其固有传统的差异,两大法系关于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内容和适用刑罚上仍有许多可比可鉴之处,这种比较研究的结论又可以为完善我国有关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提供参考.     

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综合法律解读——对国际法与国内法上责任救济规定的统筹分析

日本将巨量核污水排入海洋的计划可能危及全人类整体利益、相关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从而同时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上责任救济的相关规定。保障跨界损害的"国际和国内救济"是国际法委员会有关责任条款草案中的原则要求,也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诸多条约的相关内容所确认。统筹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责任救济路径来分析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有助于更全面地解读相关法律问题并考量应对方案。从国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来自诸多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定,而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并不能证明日本履行了所有国际义务。从国内责任救济的角度看,日本行为存在触犯各国的国内法律规定并面临各国政府和国民进行国内追诉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寻求司法救济,均有其局限性,有必要结合法律、外交和舆情手段做好综合法治战略预案。     

特殊犯罪主体初探

迄今为止,刑法学界关于犯罪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年龄和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等问题上。而事实上,关于特殊犯罪主体有许多问题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本文仅就特殊犯罪主体的分类、特殊犯罪主体的本质特征与法律特征的脱节与统一、犯罪主体的类推、认定法定特殊犯罪主体的原则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特殊犯罪主体相对于一般主体而存在,它是指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并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所谓特定身份是指一切与一定犯罪行为有关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或状态。行为人的特定身份是其实施某种犯罪的前提条件或虽非前提条件但具备该身份的人实施此罪会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就前者而言,不具备该身份特征的人不可能实施此罪。倘若行为人实施的某种犯罪与其拥有的特定身份无关,一般人亦可实施,那么他便构成一般罪。     

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性和独立价值——兼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的哲学限度

国际法的发展在理念上是国际社会中"法治"的发展,但这里存在着一个辩证关系:在没有统一立法机关的国际社会,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国际法规则的生效最终来源于国家的同意,国家政策可以影响国际法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法只有在中立和理性的逻辑体系发展和运行,排除政治因素影响,才能为国家行为和国际争端解决提供公正的评价。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跨学科研究不能淡化国际法的独立性和独立价值,而将国际关系中权力和利益的哲学等同于法律的哲学。     

惩罚是我国刑罚目的的重要方面

刑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用以惩罚犯罪的制裁方法。犯罪与刑罚是刑法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犯罪是统治阶级以刑法的形式确认的危害其利益的行为,那么刑罚则是统治阶级以刑法的形式规定的惩罚犯罪的手段。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结果。刑罚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暴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强大武器。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为什么要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追求的     

论中国共同犯罪认定和处罚中的几个问题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说法不符合逻辑。共同犯罪是一人一罪，每一个共同犯罪人是利用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客观条件。意思联络不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必要条件。共同犯罪一般要求犯罪人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至少在轮奸的认定上存在例外。当共同犯罪人被认定为不同罪名之时，可以认定主、从犯；在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一方由于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主、从犯，如有需要，可以通过《刑法》第63条第2款进行救济。     

刑法教义学视阈下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

在刑法教义学的视阈中,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理论不是真正的犯罪构成理论,其仅仅是刑法理论的一个意识形态标签。真正在指引刑事司法实践,并具有实证法基础的,是"罪———责"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它包括犯罪行为判断和刑事责任判断两个阶段。但是,我国主流刑法理论却错误地将其概括为罪责刑模式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该理论对"刑事责任"概念的理解存在方法论的偏差。相比之下,罪责模式理论赋予了"刑事责任"犯罪论机能,并将其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之中。     

海盗罪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

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现代海盗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海盗的特点,并对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犯罪的过程中,尽管有关国际法对海盗犯罪的管辖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依然存在。严重桎梏了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因此要在不违反国家主权原则的前提下解决管辖权冲突,一方面应该确立管辖权顺位;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个由安理会主导的打击海盗的专门机制;同时,将海盗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也是解决海盗管辖权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单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单位固有责任论之提倡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的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并未实现立法目的,具体表现为单位犯罪认定条件形式化、单位成员刑事责任轻缓化、定罪程序失范化。单位犯罪的制度功能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单位行为的评价不充分,抹煞了单位作为独立责任主体具有的规范意义。单位犯罪不能为单位成员犯罪替代责任,应从单位自身固有的特征重新设计评价标准。在规范层面为单位塑造独立的行为和意志,赋予单位和自然人同等的犯罪主体地位,不仅符合立法解释的精神,而且前述实践问题也能随之迎刃而解。     

国际法治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视角

对"一带一路"倡议,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读和探索。从国际法的视角审视,"一带一路"可以被视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国际法治领域提出的新思维、开创的新道路、作出的新探索。它代表着中国在国际法律制度领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被动式的应对思维,初步形成了主动式的推进思维。同时,"一带一路"借助原有的规范制度进行发展的方式,意味着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展开一种"非体系化"的探索。而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内容上,中国将推行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文化,具体表现为改革以往实力界定收益的逻辑,对于相关国家的主权和内政予以充分的尊重,从国际法文化的角度推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共赢。     

主权理论革新与国家人格否认制度之同构

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构建引出新时期主权理论的界定问题。若坚持绝对主权论,则该制度对国家主权形成侵害,这与战后国际法倡导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背道而驰;而主权过时论又有可能引起人权大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弊端。所以,主权理论在新时期应作新的审视和解读,各国只有通过协商一致进行主权适当让渡才能使国际法有存留和发展之空间,从而使国家主权权力的行使亦受到国际权力的限制,以更好地保障各国的国家权利。"晚期现代主权论"的核心理念则正好证成了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正当性,同时也进一步反证了在国际社会中倡导"晚期现代主权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两者逐步实现了理论上的自洽。     

论企业合规改革中的个人模式与组织模式关系

在单位犯罪归责理论中,个人模式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传统刑事责任理论,但其理论缺陷也较为明显,即无法适用于大型去中心化的现代企业,可能造成企业责任的严格化。组织模式充分契合了现代化的组织特征,对于激励企业合规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倡导组织模式不意味着对传统责任理论的摒弃,强调组织体绝对独立性的观点并不值得提倡。更合适的理论方案是,将个人模式与组织模式进行有益调和。如此,一则维持了传统刑事责任理论,不至于突破传统刑法;二则充分结合了现代组织特征,具有更强的合理性;三则有利于激励企业合规,以实现国家规制与企业自治的二元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