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笔谈：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特点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李绍强、李修龄试图通过对山东方志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揭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秦海滢认为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虽然明确规定了允许进入正祀、杂祀和淫祀的神。但是，山东各地民众信仰既有在国家规范下的活动，又有自身需要所奉祀的多神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代洪亮以泰山信仰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民间香社与明清山东乡村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香社是重要的乡村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山东范围内，以泰山信仰为主体的民间香社组织非常众多，这些香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     

晚清北京地区电话传入与大众心态

近代中国的电话事业,是于19、20世纪之交由开埠城市上海推广到首善之地北京。电话传播的曲折过程折射出该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相互交织、新旧观念杂糅相间的时代特征。面对电话这个西方舶来品,晚清北京地区的社会大众呈现出迥然态度与复杂心理,反映出近代北京民众在社会心态领域里的新陈代谢。     

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分析

泰山碧霞元君信仰产生于女神勃兴的宋代,大约明初开始经历一个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明中期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渐普及,并且取代东岳大帝成为泰山正神。明清士绅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种持反对态度,把碧霞元君信仰定格为"淫祀",不符合儒家的礼治秩序;一种持赞成态度,认为碧霞元君信仰属于国家祀典,是国家神道设教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一种中间态度,他们超越碧霞元君信仰"淫祀"、"正祀"之争,直指信仰的现实。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同时希望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历史演进正反映着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调和。     

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续论

儒术与贾事相会通的经商之道、兼求仁义的儒家品行、雅好诗书的书生本色以及向儒业的努力复归,是明清小说中一些弃儒从商者"儒"之情结的浓浓体现.这种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有其深刻的现实渊源.     

泰山天仙玉女：从诗境走进宫祠、集市——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碧霞元君的不同接受方式

碧霞元君即泰山玉女,始乃曹操、曹植、李白创作的云霞与玉女浑然一体的特殊艺术表象.在明代,这一审美意象仍然体现着文人阶层所追求的诗情、自然与天仙连成一片的理想境界.诗境中的碧霞元君始终都在召唤两个方面的价值意向,一是对现实社会必然性的超越,二是对生存时空无限性的向往.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民众阶层所接受,他们将碧霞元君解读为一种既表达了宗教要求又象征着审美需求的俗信符号,以此为依托去进行诸如迎神赛会、进香祈愿、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集市贸易之类半功利半娱乐的社会文化活动;后者在一定意义上为统治阶层所接受,他们不断为泰山玉女塑神像,修宫祠,赐额立碑,以祈求祛病消灾、延年益寿.     

儒佛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个性。甲申之变发生后,岭南的士子纷纷“勤王救国”。当清王朝逐一平定各南明小王朝之后,岭南士人又纷纷选择出家与“殉道”两条道路。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因,除了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熏陶之外,与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佛教文化的浸染及基督教文化的渗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士人在特殊背景下选择出家,与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有很大区别,确定地说,应当是“儒佛互补”。而“殉道”的行为,当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改土归流的复杂因素——以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改土归流为例

改土归流应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下,作为社会治理措施之一来认识。基于对鲁魁山自然人文的考察,结合档案文献,梳理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之间的关系。鲁魁山区域作为明末清初期间长期动乱的区域,康熙中期的招抚未解决鲁魁山之乱。雍正初年在高其倬的主导下决定根绝鲁魁山之乱。鲁魁山之乱的残余势力进入滇西南土司区域,使高其倬决定对威远州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作为鲁魁山之乱善后措施提出的,随后被推广到其他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