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乌氏张氏家族与前凉政权的历史地位

建立前凉政权的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张氏家族,自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至前秦苻坚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张天锡战败投降,亡于前秦。张氏家族经五代,历九世,计七十六年,以凉州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县)为统治中心,“跨据三州(凉洲、河洲、沙州),带甲十万,西包葱岭,东距大河。“史称“前凉”。在西晋丧乱之际,张氏前凉地方割据政权,作为西晋王朝的残留部分,是当时中国西北部唯一政局较为安定的地区。张氏一系列治国措施,使这一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和其属官作了探讨,认为西汉护羌校尉有一个由临时设置到常设官职的转变过程;其属官有司马、从事等.此外,西汉时期还有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其它羌吏,年代跨度从宣帝一直到西汉末.西汉王朝最晚从宣帝开始,就在西北边疆羌族地区建立了包括护羌校尉以及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护羌、治羌的边疆民族管理体制.     

汉代陇右的多元民族管理建置探析

陇右地处汉王朝的边郡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汉在陇右地区实行属国、道和护羌校尉等多元民族管理建置,其具有各自不同的行政管理系统和不同的职责、权限,行政级别类似于郡县二级制.相比之下,属国的民众享有较高的自治权,道和护羌校尉的行政管理则相对直接.虽然属国都尉和护羌校尉都是秩比二千石的职官,但护羌校尉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属国都尉,而道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趋向于县制.这种多元化的民族管理建置适应了汉代陇右民族分布格局发展变化的形势,体现了汉代边郡政策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多样性,有利于当地民族的交融与国家认同的发展,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两汉王朝对羌族的管理

西汉王朝在对羌族管理上创立和实行了若干行政管理制度,包括设置羌吏即护羌校尉,初置金城属国,建立郡县,以加强对羌族的管理。王莽时期西海郡的设置把汉代西部疆域和郡县制扩大到青海湖地区。东汉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管理羌族的措施,包括复置护羌校尉和金城郡,在河湟地区广置屯田和增置西平郡,设置汉安都护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羌族的管理。     

东夷的崛起及其三次大迁徙述评

近三十年来,随着黄河中下游许多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被发现,特别是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遗存的发掘,古籍常提到的东夷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朱芳圃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古代)人、夷同字。卜辞之人方即东夷。金文夷字亦作人”。又《尚书》称丹汉之苗蛮为“蛮夷”。可见,东夷实指东方人之意,“夷”字在古代并非贬义之词。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主张“东夷包括淮夷在内的九夷”,“从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是东夷活动的地方”。具体的说东夷包括畎、于、方、黄、白、赤、玄、风、阳     

两汉护羌校尉研究述评

护羌校尉是两汉时期设置于西北边疆地区,主管羌人事务的职官。在汉羌民族关系史及中央王朝对羌族的治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护羌校尉的始置时间、称谓及其与金城属国都尉的关系等,学术界进行了全面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少争议的问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说“夷”

说“夷”张富祥齐文化是上古东夷文化的嫡裔。夏商时代所称的“九夷”（“九”实为众多的意思），基本上是指当时泰沂山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他们的散居地可说全部在今日所称的齐文化区。“夷”为族称亦起于齐地，古籍率称“东夷”，但对这一称呼的来源及其...     

傅玄小传

傅玄(公元217-278年)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东南,一说铜川市东南)人.封鹑觚子.魏晋两代他都做过官,曾任教骑常侍,司隶校尉等职.他政治思想较为开明,多有针对时弊的谏议.史载他“性刚劲亮直”,“谔谔当朝”,“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他主张“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他博学善属文,精通音律、工篆隶、擅长乐府诗.     

黄帝族源东夷说

特定的文化是特定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和标识。黄河下游的“东土”是父系氏族时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作为这一时期五帝之首的黄帝 ,应是“东土”(东夷聚居地 )的文化代表 ,亦即黄帝族源于东夷。这同黄帝与少典、黄帝与附宝、黄帝与玄鸟、黄帝与穷桑、黄帝与涿鹿、黄帝与泰山的关系 ,以及山东地区大量出土文物所提供的丰富资料是相吻合的。     

昭君出塞的史实、背景和历史作用

一关于昭君出塞,见于正史记载的有如下几条史料:《汉书·元帝纪》: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郅支之图书”)示后宫贵人。     

傅玄治国思想述评

傅玄生平及其生活时代傅玄(217—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人。出身仕宦之门,其祖父燮,为东汉汉阳太守;父干,仕曹魏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博学善属文”,长入仕途。先后任县令、太守,“所居称职”(《晋书·傅玄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西晋建立后,进爵为子,屡迁至太仆、司隶校尉。晚年因忤犯权贵而免官,寻卒于家。     

畲族族源东夷说新证

关于畲族的来源,到目前为止,大致有三说:一是通说,即认为来源于长沙武陵蛮;二是徐松石所持盘瓠神话源于东南越族说(见《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三是已故潘光旦教授所持畲族来源于“东夷”的“徐夷”说。潘教授指出盘瓠传说与徐偃故事有联系。但他没有论证。至于说畲族来源于山越、南蛮或广东土著,实可包含在一、二说之内。1982年上半年,受国家民委委托,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到皖、浙、赣、粤、闽五省作畲族社会历史调查,获得了一些新资料。本文拟就上古“东夷”民族的迁徙,考古文物和民族学资料对畲族源于“东夷”进行论证。一、从檠瓠传说的历史背景看畲族与“东夷”的关系     

东夷人的灿烂文化

关于东夷文化,自西周以来.有一个“落后论”的传统观念.这个传统观念.一直流传了长达三千年之久.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龙山文化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落后沦”传统观念的怀疑.五十年代末.泰安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对东夷文化的极大关注.此后不久,山东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这一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确立,完全证明了东夷文化是东夷族独立创造的、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具有独立系统、独具风格特点的灿烂文化.东夷人的史前文化并不比中原同期文化落后.且在某些方面具有领先的地位.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少皞部族的活动与迁徙述论

少皞部族原是东夷地区的重要部族 ,与中原地区的轩辕氏、颛顼氏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并遭到失败。失败后 ,少氏的主要力量迁到今山西汾水地区 ,仍有少部分留在东夷、淮夷地区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竺法护译经数量及时间考

西晋僧人竺法护一生译著了大量的佛经，关于他译经的数量与时间，各家所述不尽相同，对研究竺法护译经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我院成立东夷文化研究室

东夷文化是古代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辛勤劳动创造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文化不同,独具特色,又与中原文化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源流.到殷商时期,中原文化吸收了东夷文化发达起来,反转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影响.到汉代东夷文化逐渐融合于汉文化的分支齐鲁文化之中.东夷氏族鼎盛时足迹遍及辽东半岛、苏北、淮北、陕西、河南、山东半岛广大地区,在其被融合的过程中,胶东是这一种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的最后根据地.     

西晋诗歌的审美特征

细览西晋诸贤之诗 ,并将其与建安、正始诗歌比较 ,不难发现西晋诗歌独特的审美特征。概言之 ,西晋诗歌独特的审美特征具有两种质的规定性 :一是“力柔” ,二是“采缛”。     

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

<正> 几年前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对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先后撰成《北凉缘禾年号考》(以下简称“缘禾考”)、《前凉年号新考辨》(简称“考辨”)、《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之探讨》(简称“探讨”)、《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及其说明的历史问题》(简称“卖驼契”)以及《新发现的高昌王阚首归和麹嘉年号考》等文。这些文字引起了国际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