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

综观有明一代 ,围绕太湖流域的水利凋敝 ,从治理下游排淤、综合整治塘浦圩田、修筑海塘等几方面入手 ,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水利过程。在治理过程中 ,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力组织 ,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工程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是 ,由于具体工程承担者的主观意图 ,导致某些工程的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 ,未能彻底改变宋代以来的太湖流域水利积弊。也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清代江南物价与居民生活:对上海地区的考察

在已有的研究中 ,关于江南人的消费及生活领域的探讨成果并不多。消费不仅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而且也影响到对一个区域整体社会发展状况的评估。本文以上海地区为例 ,通过对相关文集、笔记、方志、档案等资料的爬梳 ,试图了解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上海地区物价的基本情况与走势 ,分析影响几种主要物价变化的因素 ,及由这些因素而引起的物价涨落与居民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 ,掌握一个地区较长时段的物价变动与居民生活情况     

元明清江南学者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与实践

元明清时期,江南学者提倡开发西北水利,并有所实践。这里所说的西北,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他们认为,国家建都北京,却依靠漕运和海运江南粮食,使江南赋重民贫,而北方和西北广大地区地利不尽、水利不修,东南之重困由于西北之坐食。为了缓解对东南的粮食压力,他们提出发展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但由于北方官员的反对而没有实现。     

中国农村水利投融资机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水利投融资机制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演变,对不同时期农村水利投融资机制形成的历史背景、原因、特点、作用、优点与不足进行详细分析,力图总结出各时期农村水利投融资机制的历史使命、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对不同时期农村水利投融资机制的绩效和问题进行详尽的剖析,并提出"十二五"农村水利投融资机制的创新。     

江南与岭南:从文人游幕看清初文学的传播与文坛生态

清初岭南文坛的空前繁荣引人注目,这与文人游幕密切相关。易代之际,大批南下抗清志士的入佛与留居岭南,给岭南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带动岭南文坛复兴的最早的主体力量。而岭南幕府的工作与生活之需,使众多的江南才子千里迢迢游幕两广,幕府给予他们以经济上的巨大支持,幕僚文人尽其才力复兴岭南的文化事业。而府主与幕僚在政事之余,赋诗填词谱曲,雅集唱酬,他们与岭南文人广泛交友,共同打造了清初岭南文坛的全面复兴与繁荣。     

清代江南官员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及其学术价值

清代道光三年潘锡恩编成《畿辅水利四案》 ,汇集了雍正、乾隆两朝国家大规模兴举直隶水利的专题档案。该书不仅是我们了解雍正、乾隆年间畿辅水利的专题历史文献 ,而且编者潘锡恩也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 ,如关于消除积水的思想、反对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侵占行水通道的思想 ,对于今日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五四"前后江浙地区的"杜威热"及其与江南文化的关联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应邀来华讲学,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做了120次以上的演讲.以往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论著,很忽略区域性问题.事实上杜威的讲演有近乎一半是在江浙地区进行的,且大部分关于教育的讲演都在江浙地区.从杜威在江浙地区的讲演所形成的"杜威热"和这一地区所创办的"杜威学校"切入,从江南学术传统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传播的关系、江南求真务实的学风与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江南书院传统与杜威"平民教育"及"杜威学校"的关联等方面,可以看出江浙地区的"杜威热"与江南文化的内在联系.     

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

宋代以来的杭嘉湖地区,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区域共同体.但区域内部的环境差异与不同的水利惯行,对地方民生与政府调控产生着深刻影响.按照传统治水理论的分划,这里处在一个明显的治水工作之过渡地带,湖州和嘉兴部分地区完全处在治水的核心,杭州的不少山区已居于治水之边缘地带,其重要性无法与滨太湖地区相颉颃.从明代至民国,水利的规划与实践趋向组织化,各县的水利动议与经费调配在省级政府的统筹背景下,开始自理各地水利,这是现代国家建立后与传统时代的巨大不同.     

16至18世纪的英国生态:问题、认识与行动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生态问题已显现出来。16-18世纪,英国的生态问题主要有:森林覆盖率锐减,野生动物减少,湿地面积下降。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后果。此时,人们开始以变化的态度认识和理解自然,日益注意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政府和有识之士采取一些补救和保护措施,虽说相当部分措施的出发点是为保护贵族地主财产权利,但客观上起到恢复和保护生态的作用。     

苏浙边界的水利纠纷与政府运作——以20世纪50-60年代吴江县联圩引起的省际纠纷为例

20世纪50-60年代,江苏省吴江县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进行的联圩并圩,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因当地水系结构的改变致使浙江来水下泄不畅,洪涝威胁加重,同时杭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遭受严重影响,从而引起苏浙边界的水利矛盾和纠纷。为解决纠纷,苏浙两省行政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展开充分的调研与协商,最终使纠纷得以化解,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运作在解决水利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水利纠纷的产生及解决过程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局限与困境:非正式国际机制的视角

本文从防扩散安全倡议作为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形式特征出发,透视其存在的局限和困境.文章首先依据该倡议的协议文本对其非正式性作出了判定,然后从机制遵守行为的非约束性、机制规定的模糊性、机制目标与成员国范围的不相合性以及机制的非正式安排对普遍性国际规范扩展的制约四个方面对非正式机制下的局限性展开分析.最后指出,为扩大该倡议对国际防扩散治理的正面作用,一种可行的做法是对其决策程序进行制度化的调整,建立拦截决策体制.     

“水利周期”与“王朝周期”:农田水利的兴废与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

冀朝鼎在其名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曾经谈到水利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发展水利事业或者说建设水利工程,在中国,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职能,其目的在于增加农业产量以及为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     

从“引智”到“共治”:高校团青智库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高校团青智库作为我国青年政策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校青年事务和团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当前,在群团改革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大背景下,高校共青团以“引智”为基本特征的智库类型,正面临着结构性供需不平衡、引智资源利用不充分、功能性缺失等困境,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共青团工作机制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困境亟待破解,范式亟待转型。高校、团属机构、企事业单位、运营媒体等青年利益相关方必须通过跨界协同的方式促进团青智库运行机制的深度变革,努力构建以“协同”“交流”“共享”“有形”为特征的“共治”模式,推动高校团青智库发展的“新型转向”,推动高校青年事务治理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困境与出路:百年价值哲学发展历程的深度解读——评《21世纪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玉木梁教授的新作《21世纪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21世纪价值哲学》)是我国价值哲学研究领域中一部颇具原创性的著作,它文风朴实,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资料翔实,思想深刻,提出了许多极具启迪意义的创见性思想与观点,凝结着作者在价值哲学理论园地中长期执着的悉心研究与不畏劳苦地进行纵深探讨的思想成果,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纵观全书,《21世纪价值哲学》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一是逻辑严谨,分析慎密。该书从逻辑一贯性原则出发对近一百年以来西方价值哲学的发展进程和我国改革开…     

理论突破与机制创新:英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晚近发展及其启示

英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以其综合监管体制和大一统的金融消费者概念为基础,特征鲜明。新近通过的《2012年金融服务法》废弃了FSA统领下的单一监管体制,代之以PRA和FCA的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准双峰模式,并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导职责赋予了FCA。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的具体发展包括澄清和扩展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建立消费者团体超级申诉机制,修改金融业准入门槛条件,以及强化金融监管主管部门与金融消费者专门机构之间的监管协调。从中可以看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与金融监管体制密切相关,监管协调机制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可或缺,金融消费者团体申诉机制大有可为。     

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的新进路——评《现状与走向:和谐社会视野中的纠纷解决机制》

伴随着近30年来国家转型的持续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逐渐呈现出来.这种断裂不仅发生在通常意义上的城乡之间,而且发生在城市或乡村内部,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断裂部分中人的诉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无法兼容的程度,进而演变成各种纠纷.中国当前社会的复杂性致使当下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深深打上了鲜明的本土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