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互联网对我国城市家庭经济功能影响初探

90年代以来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以一种核心科技的形式向各个传统行业渗透 ,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的图景 ,网络社会正在形成。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也在经历一场快速且全方位的变革。本文从技术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前瞻性地探讨了互联网对城市家庭功能的一个基本方面———经济功能的现实和潜在影响 ,指出了在网络社会背景下家庭生产功能的复归及其意义 ,以及家庭消费功能在网络环境下的演变和出现的新特点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1990年代以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 ,从而在社会政策中注入了发展的成分。这一政策趋向给我们的启示是 :(1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稳定的工具 ,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 ;(2 )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 ,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3 )社会政策只有建立在家庭功能及其需要之上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 ,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

近年来,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正在逐渐受到重视,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却非常模糊,以至于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困难和有失公平.本研究反思中国的"家庭"定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脱离,以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力图描绘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有关家庭、家庭户的讨论和争议,展示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家庭概念的不稳定与冲突,尤其是居住、户口与家庭认同三者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政策中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操作方案.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论我国当代家庭伦理的目标模式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结构与功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家庭伦理不再适用于当代家庭的发展状况,因此,建立和完善当代家庭伦理的目标模式就成为当务之急。当代家庭伦理的目标模式在内涵上体现为以人为本、注重个人心灵体验与修养。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未来的变化趋势中,修身养性、家道和顺以及社会情怀将成为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要求。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一个理论框架和基于CHNS的实证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与行为、家庭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家庭关系的发展轨迹,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策涵义。在当代社会中,古典家庭生命周期不再是主流形态,家庭生命周期向着时序结构多元化、关系结构简单化、功能结构缺损化的方向发展,家庭对外部资源和政策支持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将家庭生命周期解构为时序结构、关系结构和功能结构,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在形态、时序、关系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初步探索了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迁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引致的政策需求。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我国家庭养老政策的历史回溯与未来展望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家庭养老因具备悠久历史传统与强大现实活力的双重优势理应发挥重要作用。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回溯历史，我国家庭养老政策在不同时期凸显不同功能优势：革命时期以社会资源履行适应功能，建设时期以国家权威履行目标达成功能，改革开放时期以法律法规履行整合功能，新时代以孝道文化履行模式维持功能。为充分发挥家庭养老功能，需立足提升适应功能，聚拢社会资源，提高家庭养老发展力；立足实现目标达成功能，维护国家权威，提高家庭养老威信力；立足加强整合功能，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家庭养老约束力；立足增强模式维持功能，弘扬孝道文化，提高家庭养老内驱力。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涵义

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如何在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层面回应这一新的变化,不仅事关2.5亿流动人口的福祉,也直接决定了城镇化进程中各项改革的成败。基于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研究探讨了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主要模式、迁移序列、迁移轨迹和主要特点,发现完整家庭式流动已经成为我国核心家庭流动的主导模式;在无法实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前提下,家庭迁移呈现出先夫妻、后子女的序列;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程度受到迁移距离和迁入地生活成本的影响等特征。人口流动的家庭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福利,同时也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和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亟需构建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环境,以促进发展的共享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政策冲突视野中的小额贷款公司

作为商业性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具有促进“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社会目标,但实施效果并不乐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冲突是造成诸多问题和争论的深层次原因.现实背景下,对小额贷款公司应坚持防范风险、审慎管理,避免让商业性的小额贷款机构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降低其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还需不断完善产业政策和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长期协调运作.     

乡-城移民家庭融入趋势及政策研究框架——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家庭化迁移并定居城市已然成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开展经验研究,评估家庭融入指数.研究发现移民家庭主要面临家庭结构失衡、家庭经济分化加剧、家庭福利政策缺失、家庭服务薄弱四大基本问题.同时,依托专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开展行动研究,构建新型的“移民家庭服务提供模式”.在上述经验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证据为本”的政策研究,从家庭能力建设、家庭资本建设、家庭就业促进、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乡-城移民家庭融入政策体系”.研究旨在促进家庭政策与现有一般性社会政策体系的融合,增强社会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增进移民家庭的社会福祉,化解社会隔离与家庭分离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社会参与的回应困境及其破解

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引入社会参与,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客观要求。但在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的社会参与中,特别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参与主体利益多元、参与方式多样,而政府回应方式单一、政府与社会回应价值向度的不同等制约了社会公众对政策风险主张的充分表达,降低了社会参与的有效性,影响了政策共识的达成。应该通过回应渠道拓展、回应方式创新、回应网络构建等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社会参与,以更好地适应"互联网+"背景下社会参与的新变化给政府回应带来的现实挑战,有效弥合多元主体间的政策感知差异和意见分歧,切实增强政策的可接受度。     

家庭政策支持:全面二胎放开后人口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本质上反应出国家对人口均衡发展议题的重视。但是,在探讨人口均衡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时,作为生育行为的基本决策单位,个体(个人与家庭)的利益诉求如果被忽视,宏观的人口均衡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微观人口系统及其行为聚合通过聚合效应和外部效应,按照"结构—过程—结果"的路径促进或制约宏观层面的人口发展,因此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立足于微观个体人口行为的发展逻辑,通过家庭政策的支持来提高家庭福利,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     

政策失败因素探析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 ,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政策制定和实施关系到社会价值的分配 ,关系到预定政策目标的能否实现 ,也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毛泽东曾指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由此可见 ,政策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非同一般。我们的一些决策者习惯性地认为 :一旦政府采纳某项政策 ,并且拨付必要的经费 ,政策就得以执行 ,其欲目标就可达成。然而实践中不少政策因为制定和实施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未能实现其预定的政策目标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政策失败”。对此 ,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