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中的公共政策定位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了中国现阶段的公共政策决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而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适当的创新。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认识到中国公共政策一般性的同时还认识到其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找准中国公共政策的定位。本文基于中国处于转轨过程这一大背景,从实践中提出中国公共政策定位的问题,并在分析中国转轨是一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础上,主要从其诞生时的错位性、运动中的非均衡性和行为主体的复杂性等方面进一步证明中国转轨中公共政策的特殊性,进而对中国的公共政策进行定位。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

在20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不仅让公共政策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得到认同,而且推动了社会治理过程去注重公共政策工具的运用.但是,在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中,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问题很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冲突问题迅速的恶化,从而提出了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的渴求.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既是公共政策过程完整性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行动科学化的要求.在中国当下社会治理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冲突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因而,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的研究也尤显重要.     

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定位

为实现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本文认为,应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梳理和整合,即公共政策应在理念上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变动中的东亚家庭结构比较研究

调查数据显示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没有呈现出核心化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的现代化水平序列和家庭结构模式形成了错位;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中的典型核心家庭在东亚社会中的比例都是相对较低的;三国四地各自的家庭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亚三国四地的核心家庭(核心、夫妻和单亲)和亲属网络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东亚社会中的家庭变迁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模式,显示了家庭变迁的多维路径和多元模式。     

公共政策中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伦理学从趋乐避苦的人类本性出发,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高原则,试图将个人利益加总成共同利益,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长期以来,功利主义成为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其后果导向、效用计算被应用到公共政策评价之中。应该看到的是,这种追求片面功利原则的公共政策存在各种弊端,影响社会公正,使公共政策价值失范。本文着眼于分析以功利主义为伦理导向的公共政策所存在的困境和新功利主义对古典功利主义的修复。     

革命话语与公共政策话语: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在革命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现实语境这三重语境不同的结构作用形势下,以党代会政治报告文本为代表的公共政策话语,呈现出一种革命话语取向和公共政策话语取向交互存在的结构化趋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特有的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论我国公共政策中的性别意识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立了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公共政策,早于发达国家20多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独具特色的妇女法体系已基本形成,对推动妇女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在社会性别意识上存在的诸多不足。因此,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公平性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公共政策则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本文首先探讨了公民参与的内涵和类型 ,分析了公共政策形成的阶段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诸种途径 ,揭示了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公共性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天生的公共性和大众传媒本质的公共性,使两者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在公共性视野下,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作为公共政策的新闻政策之与大众传媒的规范、大众传媒之于公共政策的影响等方面.     

解读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一词目前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献当中,但究竟什么是公共政策,学界莫衷一是;不同学科对"公共政策"有不同的语境解读;为更确切地了解公共政策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对其做跨学科的认知梳理和延伸解读。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子系统

在政策系统内部存在着在整个政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具有能动性的子系统。它是制约和支持政策活动的相关社会规则和社会规则相联系的组织机构、作为组织机构的政策代理人这三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在政策子系统中存在着执政党、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其政策代理人与社会的组织机构及其政策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政策相关组织机构、政策行动主体与既定社会规则之间的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子系统内部的这两对矛盾具有复杂多变、甚至激烈冲突的形式,但它们都是非对抗的。在政策子系统中,与政策相关的组织机构及其政策代理人会以社会为资源和约束,围绕政策议程设立和政策方案建议产生论辩和协商,以解决内部的矛盾,从而形成议题网络、政策社群和政策支持联盟等聚合方式。     

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公共政策执行成效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现象,表现为选择性执行、机械性执行和替换性执行等。政策执行偏差存在的原因有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等。为了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应该采取多种措施防治政策执行偏差。     

论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演变

政策传播影响着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效果。本文探讨了传统体制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 ,认为随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一系列外在因素改变必然引发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变化 ,并从公共政策的人性化、传播主体社会化、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制度规范化和反馈渠道多样化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演进的趋势和特点。     

我国公共政策输入机制探析

中国公共政策的输入机制是一种内部输入,它是由权力精英代替民众进行要求的体察和认定。内部输入机制的形成是与中国特殊的政策环境有关的。在新形势下单独的内部输入不能适应社会需要,要逐步发展外部输入机制,通过发展外部输入,激发政策形成的外在压力。一要发挥公众在政策输入中的作用;二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初步筛选、整理和综合的作用,以减少政策系统的信息压力,保证系统运行的高效率;要保证外部通道的相对独立性。通过建立起内部输入和外部输入相结合的输入机制,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目标。     

论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定

随着宪法修正案对公共利益概念的确认,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定已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正是对此问题的系统理论探讨。首先,分析了公共利益法律限定的必然性。其次,概括了公共利益合理限定的法治原则。再次,提出以多次认同标准、实质性受益标准、可持续发展标准、科学论证标准和全球趋同标准作为公共利益法律限定的判定标准。最后,归纳了公共利益法律限定的法治进路,认为法律应当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表现形式、承受主体和诉讼范围进行限定。     

利益集团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冷战后 ,中美关系波折不断。其中 ,美国的利益集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 ,利益集团影响其政府对中国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制定 ;影响其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等。深入剖析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美国的对华政策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公共政策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具有特殊的制定背景和内涵体系。这一政策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结构调整与体系完善。但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在决策机制、政策目标、政策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科学运用公共政策的理论与方法,合理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经验,是完善和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重要途径。     

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角色定位

为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教学理念,探讨了教师在教学中应转变角色,成为促进者、指导者、调动者和合作者,构建新型的英语教学模式。同时指出,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是为社会培养创新人才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