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米特对直觉主义逻辑的辩护

直觉主义逻辑是达米特语义反实在论的基础。他对直觉主义逻辑的辩护包括证明论、模型论或语义学、意义理论三个层次,他论证了直觉主义逻辑规律是自我辩护的、其语义解释可以避免循环论证,阐明了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之争的逻辑哲学内涵。他提出的协调性、非循环性、组合性等原则对演绎辩护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演绎的辩护

与归纳逻辑类似,演绎逻辑也面临着合理性问题。演绎逻辑的辩护问题是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人们不能用归纳逻辑为演绎做辩护,用演绎逻辑为演绎做辩护也将导致失败。以往的演绎辩护,除了导致循环论证之外,还另有失败原因。在元语言中为对象语言的理论做辩护,这将导致无限的后退,最终也跳不出语言的范围。演绎逻辑是人们发明出来的推理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严格按照规则进行的游戏,人们对它无法做出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辩护。     

达米特反实在论新策略

以进行比较研究作为其反实在论哲学首要的、基本的策略,达米特通过语义上溯,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转化为语义学问题,从而找到了解决争论的关键。在正确理解意义理论与形而上学关系的前提下,达米特运用自下而上策略,试图寻找一个适当的意义理论作为解决争论的基础。为了彻底坚持其反实在论的哲学立场,达米特拒斥二值原则,把直觉主义逻辑作为其形而上学的基础。达米特的反实在论诸策略不仅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语言描述与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哲学问题的新视角、新方法,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达米特对本体论的语义哲学消解

达米特的研究纲领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赋予了新的解释,强调这种争论是关于所争议对象语言陈述意义的理论分歧,而不应当是本体论层面的纷争,由此对传统本体论进行了语言哲学的转化与消解。实在主义依赖于真值条件意义理论和背后的古典逻辑二值原则,但它无法解释不可决语句的意义。达米特提出的反实在论以可断言条件取代真值条件、以直觉主义逻辑取代古典逻辑,解决了不可决语句的意义性问题,克服了实在论面临的理论困境。     

“意识形态辩护论”的逻辑与实质

"意识形态辩护论"是西方学者诠释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理论话语,主张回到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批判价值。这种隐喻式"辩护"对重拾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西方意识形态辩护论的阶级实质,这种看似超脱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的辩护面孔,实质上只是在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出路。对此,我们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旗帜鲜明地批判"意识形态辩护论",避免陷入西方国家谋求"政治同化"和"制度趋同"的话语陷阱,又要积极借鉴西方意识形态资源的运行策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达米特的一种解答

本文从意义理论的目的、任务与本质要求、构造原则以及研究方法等角度,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达米特意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从达米特的角度回应了“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论逻辑演绎系统的可选择性

由于出发点不同 ,逻辑演绎系统可以不同的方式构成 ,既可以形式公理的方式构成 ,也可以自然演绎的方式构成 ,但无论以哪种方式构成 ,在演绎能力上则是完全相同的 ,这表明逻辑演绎系统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     

也谈逻辑与辩证法——与王路教授商榷

"王文"认为,逻辑定理是通过严格的证明得到的,逻辑不会出错.实际是:逻辑运用的是演绎证明方式,而要保证演绎证明的结论(逻辑中的定理)正确,作为演绎证明的前提必须真实,但任何演绎逻辑系统都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解决其总前提的真实性问题;真值表以及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是演绎逻辑系统的总前提,但它们在该系统中是未经过证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辩证法自创立以来,已是为全人类的实践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演绎历程——从十八大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逻辑主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发展的百年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百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场域和动态时空中得到与时俱进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民族的特征、时代的特色和实践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紧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逻辑主线,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不断保持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使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契合,在良性互动中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作了系统阐述,更加坚定理论自信、坚持理论创新。     

公理形式演绎:从形式句法到形式语义

现代语言研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形式化,而形式化的基础是公理形式演绎思想。分析公理形式演绎与自然语言研究的关系可以看出,由于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都具有递归性,因而用公理形式演绎的方法研究语言也就成为必然。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学应用公理演绎思想构造出人类语言的普遍语法,形式语义学则应用该思想为实际使用的语言构造语义的形式化表征。形式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所蕴含的公理形式演绎思想,代表着自然语言研究中的理性主义。     

一个与归纳问题类似的演绎问题——演绎的证成

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并对归纳推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以及如何证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本文认为,演绎推理具有与归纳推理类似的认识论地位,演绎证成将面对一个与归纳证成类似的二难困境。对于证成一个逻辑系统而言,技术上的可靠性和完全性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考虑它在认识论上是否正确或适当的问题,即逻辑系统内的形式论证是否充分、适当地反映、刻画了逻辑系统外的非形式论证。通过其所含逻辑常项的解释,逻辑系统与关于日常语言和思维实践的经验发生十分间接的联系。不存在对演绎和逻辑系统的绝对证成,只存在对它们的相对证成。逻辑在原则上是可修正的,但让逻辑不受伤害始终是一个合理的策略。逻辑学家并不是理性领域的立法者,他们在认识论上没有任何特权。     

墨家语义学思想初探

语义问题是人们认识事物、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基本问题。墨家创造了中国古代逻辑最高成就,初步探讨了语义学基本问题。他们讨论了符号与指称关系,语词和语句的意义,注重对语义解释方法的提炼和运用。     

无罪辩护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无罪辩护相比较罪轻辩护而言,由于其直接关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个案中直接体现生命权、人身自由权是否将会被剥夺的问题,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无罪辩护还关系到律师护法维权群体形象的树立和我国的律师制度、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能否取信于民的大问题.法律赋予了辩护人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权利,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无罪辩护难的观念在律师界和学术界却早已形成共识.     

刑事辩护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建构刑事法治,而刑事辩护制度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法治进程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准.要从根本上解决"刑辩难"的问题,应以现代法治观念培育为路径,对整个现行法治进行价值判断,思考整个法治的建构问题.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

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是保证被迫诉人充分有效地参与诉讼并对裁判制作施加影响,以保障被迫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诗意巫楚的现代演绎——残雪创作论

残雪及其创作与巫楚文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巫楚诗性智慧在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下已祛除了传统神秘文化的实用主艾色彩,成为残雪独特的探索灵魂世界、想象世界和人自身的方式。残雪创作体现出来的“合一人神”的神秘视角、幻想飞升的“巫诗”吟唱和精神自我的巫化复归．绝非远古巫诗的简单重现,而是诗意巫楚的现代演绎。     

死刑复核程序指定辩护的困境与路径

律师有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直接影响程序正义和实体结果,当前指定辩护的缺失与被告人强烈辩护需求之间矛盾突出。首先,应改变重监督轻救济的思维方式,明确死刑复核阶段的指定辩护权,确保律师参与的广度。其次,应加强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使律师具备有效辩护手段,强化政府责任提升律师辩护能力,保障律师参与的深度。最后,摒弃行政审批模式,在死刑复核阶段增设听证程序拓展辩护时空场域,强化律师参与程序的话语权,增进律师的参与效度。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指定辩护制度必定沿着缺失指定辩护——扩展指定辩护——强调尽职辩护——突出辩护效果的轨迹前进。     

试论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制度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的重要性在于这一制度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客观要求;是防止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由“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转变的必要保证;是律师应当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一些侦查机关对此认识不足,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应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法制理念教育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十八世纪西欧思想家对商业文明的辩护与批判

十八世纪的众多西欧思想家面对渐渐兴起的商业文明展开了一场辩护与批判之争.辩护者更多地看到了商业文明带来的富裕、自由以及风俗的改良,批判者则更多地关注商业文明带来的奢侈、自私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由的丧失.斯密从分工的视角,对双方的观点进行了整合和提升,对商业文明给予了系统而辩证的分析.     

论死刑案件辩护的有效性

从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实际情况看,死刑案件辩护的有效性依然存在很大的疑问。这种情况不仅与此类案件的重大性极不相称,也难以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针对死刑案件的特点,应将强制辩护原则贯彻于死刑案件的整个诉讼程序,切实保障死刑案件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提高死刑案件辩护人的素质,转变司法人员的司法心理和司法习惯,以真正发挥律师辩护在死刑司法控制中的作用,为死刑案件辩护的有效性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