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的得名之由

“巴”是古代活动在川东及附近的一个民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在其故地置巴郡和蜀郡,从此,“巴”成了代表四川东部的地名了。 关于“巴”的得名,向有多种说法。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即列举了四种说法:1.得名于河流形状(谯周);2.得名于植物(司马贞);3.得名于动物(许慎);4.得名于地形(徐中舒)。他不同意这些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第五种看法,即得名于“石”。他说:     

西晋黄沙狱初置时间考

黄沙狱是晋武帝时设置的监狱 ,何时初置 ,对此有两种记载。一种说法是晋武帝太康五年 (2 84年 ) ,根据是《晋书》卷三《武帝纪》(太康五年 ) :“六月 ,初置黄沙狱。”《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刑法部》注引王隐《晋书》曰 :“太康五年夏六月 ,初置黄沙狱。”另一说法是泰始四年 (2 6 8年 ) ,根据是《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卷一二九《牢狱部汇考》记载 :武帝泰始四年初置黄沙狱。太康五年初置黄沙狱书上有两处明显记载 ,而认为泰始四年初置的只是依据《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 ,这个问题本无争议 ,但问题就在黄沙狱治书侍御史官员设置上…     

黄鹤楼建筑年代初断

武昌黄鹤楼,古有盛名。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曾登临故址,并填有《菩萨蛮(黄鹤楼)》词。于是,楼又以光彩照人的形象,载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遗憾的是,关于黄鹤楼的建筑年代,古籍无明确记载。古来流行的说法,大致有三种:一、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年)。这是最流行的一种,各家注毛泽东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词时,均采此说。二、据《南齐书·州郡志》,说建于南齐以前,谓“其六朝以前已有的建筑物,殆无可疑。”三、据《梁书·太祖五王传》,说建于梁朝以前,“其建筑,至少在一千六百年前。”现在,我想对这几种说法作些大致的分析,然     

柳宗元祖籍小考

柳宗元在《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中,自称是“河东解人”(《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277页),在《杨氏子承之哀辞》中,也自称是“解人”(同上1081页);在为叔父所写的《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中,又明言他的家族“邑居于虞乡”(同上312页).在认定柳宗元祖籍的问题上,后人存在着两种看法:一是据柳宗元自称是“河东解人”的说法,认为是在现今山西省运城市的解州镇;二是据“邑居于虞乡”之说,认为是在现今山西省永济市的虞乡镇.在近二十年来的有关出版物中,持后一种看法的是绝大多数,但持前一种看法的也有几家.《零陵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发表了周庆义先生《柳宗元家世与籍贯考》,再次提出了柳宗元的祖籍应是唐时解县即今运城市解州镇的说法,批评了“抓住‘邑居于虞乡’五字”认定柳宗元的祖籍是虞乡是一种“歪曲的记载”.由此看来,柳宗元的祖籍究竟是在今运城市的解     

论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是德国侵略波兰

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目前国内有三种说法:一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简称“三一”说);二是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起点(简称“三七”说);三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为起点(简称“三九”说)。后两种说法占主要地位。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需首先弄清世界大战的基本特征。     

对陈玉成籍贯问题讨论的几种意见简介

关于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籍贯问题,向来没有一致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1.广西贵县人;2.广西藤县人;3.广西桂平县人;4.移居藤县的桂平籍人。最早提出“贵县说”的,是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卷13《陈玉成传》,此后又有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五表》,莫一庸的《广西地理·乡贤》。以上主张贵县说的三种著作,根据何在,均未注明,但这些著作成书时间较早。这一说法与史籍记载颇有相合之处:1857年张德坚编成的《贼情汇纂》中说陈玉成是“广西老贼陈承瑢     

意境——诗的基本审美范畴——读王国维《人间词话》札记

建国以来的几次学术批判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免不了成为围攻的目标之一,它被贬低为西方美学家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的中国版,被扣上唯心主义、唯美主义的帽子。粉碎“四人帮”以来,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几种说法,各举一例如下: 第一种说法:认为《人间词话》的“观点仍然是从唯心论者康德、叔本华、尼采那里移过来的”,“他的‘境界’说的基础仍是唯心论”,“不能说是唯物论”,不过“由于王国维治学态度的谨严,摸到了艺术创作的某些规律,因而使他获得了一些正确理论”。(雷茂奎:《<人间词话>‘境界’说辨识》,《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     

壮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

《广西壮族文学》(1961年版)将壮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一、远古文学(秦汉以前),二、古代文学(秦汉至1840年鸦片战争);三、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四、现代文学(“五·四”运动至今),这种划分一直沿用至今。其中古代部分是直得商榷的。首先     

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究竟始于何时?——当代红学史的一个小问题

刘梦溪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红学五题》中的第五节《马克思主义与红学》,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从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以后,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一九五四年之前,《红楼梦》研究的主导的观点和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国内两本“红学史”专著,一本是郭豫适的《红     

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徐淑及其《答夫诗》

一、生平及思想东汉女诗人徐淑,生卒不详。今言其籍贯,多据《玉台新咏》秦嘉赠妇诗三首之序文“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的说法,称徐淑为陇西(今甘肃临洮南)人。其实,《甘肃新通志》卷七十九《人物志》列女四条下对徐淑的介绍:“汉秦嘉妻徐氏,字淑,平襄人。”义据同书卷四《舆地志》:沿革表:巩昌府:通渭县下注明:“平襄县,元鼎三年兼置天水郡治焉;后汉属汉阳郡;三国、晋均为平襄县;南北朝省;隋、唐均为陇西县地;五代无置;宋熙宁初筑通渭堡,元丰中升为县,属巩州,崇宁五年废;元、     

论《唐律》“义疏”的法律功能

“义疏”,是唐代人对唐《永徽律》疏文的最初称谓,始见于高宗永徽三年“令作义疏诏”;“律疏”,是当时人对律文、疏文的并合之称,此见于长孙无忌等的《进律疏表》。这两种叫法,在《名例》疏文中都有反映。至于所谓“疏义(议)”,则是宋、元人的说法。为行文便利,我们取“义疏”叫法(以下均不加引号)。     

《人间词话》"气象"说探析

“气象”是《人间词话》中的重要概念,它与“境界”关系密切,对它的理解将直接关系到对“境界”的评价。本文追溯了《人间词话》气象说的传统文论渊源,从生命关怀、个体感悟与悲剧体验三方面阐发了“气象”的内涵并探讨了“气象”与“境界”的关系,提出“境界”是一种人生境界。气象具有与境界相通的特点,是境界理论的基础。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之一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正如郑鹤声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些是“没有什么根据随便说的,只有根据张守(竹卩)或司马贞两说推算而得的,较为可靠。” 张守(竹卩)的说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贞之说见同书“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是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两说正好相差十年,如《正义》是对的,则《索隐》误三十八为二十八:如《索隐》是对的,则《正义》误三十二为四十二。都只是一个数目字之差,出现差错的可能性相等,又无其它可靠的材料以资依据。因此在共同都认为“只有两说较为可靠”的前提下,又有从张、从司马氏之争。王同维、     

关于普通话舌尖后辅音声母拼合口呼字在关中西部的读音问题

最近读《诸葛亮与五丈原》(刘宏岐著，三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发现109—112页罗列了五丈原得名的四种说法后指出“四种说法只能作为参考，各有疑问”。其中110页谈到“五丈原”就是“五状原”即第三种说法时，引述持该种看法者的立论理由是：至于“五丈原”的“丈”字，因为在关中西部方言里一直将“丈”和“状”不分，都读作“zhang”，读音相同。这种将韵头“u”丢失的现象是关中西部方言中一种普遍现象，是古代汉语语音的遗存。就因为“丈”“状”读音相同，因而古人在书写时将“状”写作“丈”也就有可能。读了持第三种说法者关…     

“持其踵”新解

《触龙言说赵太后》(《战国策·齐策》)有这样一句话“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其中,对“持其踵”三字的解释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较有影响的要算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两种本子。北大本的解释是“女儿远嫁,登车之后,母亲持其足踵而哭,表示惜别。”王力主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朱淑真事迹索隐

(一) 朱淑真的籍贯为安徽海宁。她是南宋人,约生于高宗绍兴五年(1135)前后,卒于孝宗乾道五年(1169)至淳熙九年(1182)之间,很可能卒于淳熙七年(1180)前后,在世40多年。(二) 朱淑真死时父母尚在,并非“早失父母”;她的父亲很有文学造诣,并非“无识”;她出身于富裕家庭,并非“市井民女”。(三) 朱淑真的丈夫为一庸俗官吏,并非市井民家子。朱淑真对婚姻不满,原因有三:一是夫妻意趣相悖;二是夫婿学浅才短;三是她未嫁时已另有情人,婚后仍与情人私相往来。(四) 朱淑真的婚外恋情被丈夫或父母识破,她不堪忍受诽谤和攻击,遂赴水而死。因她负有“不贞”的罪名,故夫家置之不理。淑真的父母为免遗污后世,玷辱家声,遂将她的遗体与爱情诗篇一并火焚。     

“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