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宰相治事制度变迁初探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逐渐专门化、由外朝移至禁中,宰相治事由兼职演变为专职.唐肃宗鉴于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教训,确立了宰相旬日更替秉笔治事制,唐德宗朝曾一度改为宰相轮日更替秉笔治事制.宋太祖为防范宰相专权,确立了副宰相与宰相轮流押班治事制.南宋不仅逐渐取消了副宰相与宰相轮流秉笔治事制度,而且宰相多兼领枢密院治事之权,这些制度变迁对南宋宰相权力膨胀起到了催化作用.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

在唐代后期宦官势力不断膨胀进而形成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出身低微、没有强大外戚势力的后妃的皇子更能够得到宦官的广泛认同、支持,从而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取得优势。生母出身高贵的穆宗能够即位则与当时宦官内争激烈的政治背景有关。后妃与唐代后期皇位继承的关系折射的是宦官在唐代后期皇位继承过程中的影响。以＂泾师之变＂为界,拥立拥立生母出身低微、缺乏外戚势力的皇子即位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唐开元名相姚崇嫉忌大臣探析

两《唐书》中记录了姚崇与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官员关系不协,并认为这是由姚崇权谲的品格造成的。不过这些官员在睿宗朝大多曾是宰相,手握行政大权,郭元振、王琚还手握军权。玄宗即位后,姚崇成为宰相,主宰了玄宗朝初年的政治走向,而这些大臣一个个先后离开了中央政坛。姚崇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玄宗初年稳固政治局面的需要,是为了清除睿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姚崇用非常手段保证了玄宗初年政治的稳定发展。     

南宋相权扩张若干路径论略

南宋宰相权力相对于北宋明显扩大,除了主管民政事务外,其权力扩张到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南宋宰相通过诸多路径来掌控负责军事、财政、监察、谏诤、草拟诏令的机构,并通过机构改设、人事任免、官员升降等手段,使这些机构和官员无法独立行使职权,成为宰相的附庸和专权的工具。南宋朝廷颁布和实施的一些界定宰相权力的诏令和规定,则成为权相不断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唐文宗大和二年的制科 ,因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刘的对策触犯宦官 ,最后被覆落而名闻朝野 ,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科。它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会点 ,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 ,而且还涉及到唐代文人对于藩镇割据与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年制科及第者中 ,有 3人后来位至宰相 ,更有多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因而对探讨政治、科举、文学三位一体的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论唐玄宗李隆基

本文认为,唐玄宗在继位之前,善于在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积累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才干,夺取了皇权,是一个“英断多艺”的精明能干的青年政治家。即位之后,他以振兴唐王朝为己任,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唐玄宗的前期,不愧是继太宗之后的“明君圣主”,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天宝之后,唐玄宗怠于政事,造成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对于这一段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混乱,唐玄宗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     

唐长庆销兵政策平议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为宦官所杀,穆宗即位,采纳了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次年(长庆元年)卢龙朱克融、成德王廷凑相继叛乱,唐廷再失河朔。旧史(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把此归咎于“销兵之失”。已故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则认为元和用兵与长     

关于唐玄宗即位初年的几个问题

公元七一二年(先天元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针对武周以来政变迭起的动荡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避免分裂的措施.其中包括: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外戚干政的局面;二、对宰相机构的人事配备进行了调整.对此,在以往的唐史论著中已有不少专文涉及,本文愿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读史所得及商榷意见,敬祈指正.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试析杜甫《盐井》诗中的井盐价格

杜甫《盐井》诗中所提到的两个唐代井盐价格从盐生产难度大、肃宗至德年间物价腾涨等方面考虑,是可信的。杜甫一些关乎时政时事的诗作中所用数字多与史实相符的现象也可视为旁证。     

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

元结撰《大唐中兴颂》,歌颂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的中兴业绩,并以微言揭露了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真相以及肃宗之不孝玄宗,元气淋漓,韵致深沉,是一首包含贬天子之微言的颂体诗。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采取左行正书以隐喻和宣示孝道之义,配合《大唐中兴颂》贬天子之不孝,气势磅礴,章法奇特,是一篇创造性的微言书法。二者为一创作整体而不可分割。     

“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的探索——伊格尔顿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英国当代著名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始终关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的种种困境,持续不断地对后现代文化进行尖锐批判,并且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以伦理学为新的起点,对道德、真理、客观性、自由、公正、正义、幸福、人性等后现代主义所逃避宏大问题做出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阐发。尤其在西方学术界宣布理论终结或死亡的＂后理论时代＂中,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身体力行地探索了＂生命的意义＂这一宏大理论命题。     

论张俭其人

张俭是东汉“党锢之祸”中的重要人物。在对宦官侯览及其家族的斗争中,他敢作敢为,大义凛然。二次“党锢之祸”后,他望门投止,害得数以十计的家庭遭到诛灭。党锢解禁后,他返回故乡,对政治冷漠,言行低调,前后判若两人。原因在于,他喜欢玩政治却没有坚定的信仰,贪恋政治的荣光却不愿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大难临头,选择逃逸;大难之后,也就不再分辨正义与邪恶。与李膺、范滂相比,他是毫无光彩的一?黄土。     

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良性互动的四川实践

党内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着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当今特别凸显在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互动上。促进这种良性互动是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路径。     

法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重建——论罗伯斯比尔美德立国之方略

罗伯斯比尔是法国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和关德的缔造者。他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第一个举起了道德重建的大旗。他向人民描绘了法兰西共和国未来的美好蓝图,指明了实现宏图伟业人民应具有的共和主义新道德的基本内容,提出了政治民主和美德立国的途径。他的德治方略,给人类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基于法律与政治制度的一种逻辑分析

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尽一致.从政治制度自身的内在逻辑来看,宪法属于政治制度;从历史生成逻辑来看,现代宪法(或现实宪法)早于现代国家而产生,也早于其他国家政治制度而产生;从与其他政治制度的确立和权力授受逻辑关系来看,宪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律依据;从自身内容来看,宪法是当代中国其他一切重要制度的法律依据.宪法是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     

试论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殊性

东欧国家共产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丧失了政权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可见 ,由于东欧国家共产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特殊性 ,决定了其合法性的维护和巩固亦具有特殊性。     

文明冲突论:被揭示的与被遮蔽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分析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框架,但未必如其所言般地准确。因为从亨廷顿的论证来看,在历史学意义上存在着基本的事实与逻辑错误,在国际政治学意义上掩盖了非西方与西方冲突背后的的利益指向和权力结构关系。所谓文明冲突论,特别是把矛头指向中国,是亨廷顿因不能正视西方文明的罪恶污秽面而对非西方文明产生的强迫性冷战意识,是殖民主义心理负担重压下的精神分裂性虚构。     

试论咸同时期郭嵩焘的政治思想

郭嵩焘咸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官贪吏虐,政治黑暗看作是“致乱之源”,从而一方面极力主张“严以驭吏”,“肃清官吏之路”;另一方面也主张“宽以抚民”,反对严刑峻法．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郭氏后期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