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利"到"仪式":南非的艾滋病行动主义

在本文中,我考察了南非HIV/AIDS行动主义的道德政治如何有助于公民身份(citizen-ship)新形式的出现,这种新形式既与基于权利(rights-based)的斗争相关,又与个体HIV/AIDS患者对病痛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极端体验的共享意义相关。我指出,可以确定的是,正是晚期艾滋病患者"接近死亡"的绝境体验、以及与这种疾病晚期阶段相连的巨大污名和"社会死亡",为HIV/AIDS的幸存者对"新生命"和社会行动主义的委身提供了平台。行动主义者的干预和对这些创伤经验的重述也推动了HIV/AIDS对行动主义的委身和社会底层的动员。此外,污名和社会死亡的巨大否定性也驱使行动主义者重建对HIV检测呈阳性人群新的、正面的身份认同,并促使他们思考,作为一名公民-行动主义者和一项社会运动的成员意味着什么。     

试析壮族的"汉裔情结"——以岑毓英为例

在壮族社会里,假托汉人后裔(其心理表现即"汉裔情结")的现象十分普遍.岑毓英是近代历史名人,他出身壮家,却自称为汉人后代,并通过编撰族谱、营建祖墓等途径,极力打造"汉裔"身份.他崇尚汉文化.鄙视少数民族,镇压民族斗争,是壮族"汉裔情结"的典型个案.这种情结的产生,是古代夷夏观、正统观、历代朝廷的民族政策、先祖传说及儒家思想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多维视角审视下,"汉裔情结"具有现实功用,是利益驱动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多JL--体格局进程的鲜明例证.     

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异同

"天命观"是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历代帝王论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根据.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作为中国历史上曾入主中原并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们的"天命观"不仅是其开基创业时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对其后所建立的元朝和清朝的政治统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他们"天命观"思想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蒙古族最终何以被驱回大漠,而满族何以最终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的深层思想渊源.     

"王化"家族——基于对西祁土司的历史考察

西祁土司系明清时期西宁府二十一家土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通过对青海东部农业区的西祁土司的文本分析和田野考察,剖析河湟文化走廊中土司家族的"王化"特征,进而探讨西祁土司族人在历次政权更迭中的国家认同与身份选择.     

柳州方言中的"挨"字句

"挨"字在柳州方言中使用频率相当高.根据"挨"的语法性质,将"挨"分为"挨1""挨2""挨3",对其用法分别进行论述,并与普通话中的用法进行了比较,说明其异同.     

全球场景下的"族群"对话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变,先是列强的殖民性扩张,后是大国的数字化霸权、炮舰加"文明",几乎没有给"小国寡民"和"传统社会"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概念在"民族"概念之后进入了许多非英美世界,其能指和所指并不完全符合当地社会的习惯,而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对话,让这两个原本富于变化的概念更加复杂.可以说,在不发达社会情愿、不情愿地投入全球大对话的今天,"族群"仍在塑造自己的本土形象.     

刑事诉讼中的告知规则研究--以犯罪嫌疑人为视角

告知规则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的重要保障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公约及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在采取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时,应当告知其理由和依据,并且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中国刑事诉讼法应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指导完善告知规则,对告知程序、内容、告知的方式、告知规则的保障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从外人到自己人:通过仪式的转换性意义

以汉人妇女由"外人"转换为"自己人",此一重大社会界限的身份转换关口为主题,以通过仪式为分析的理论架构进行探讨,试图说明汉人妇女如何转换其外人的身份,取得"自己人"的位置,建构其社会网络以及相关的权力与资源.     

文化交流视野中"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建构

作为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刘三姐"是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也由此从民间传说形态走向社会文化形态,成为广西文化、壮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代表,成为艺术和文化的精品."刘三姐"的"传歌"形式和内蕴使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流变性,也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共同性.这不仅成为"刘三姐"传承和延续的原因,也成为其发展、创新的动力,有利于"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建立和"刘三姐"文化的传播.     

"小经"文字产生的背景--关于"回族汉语"

本文所研究的是我国回回人先民母语的转变与"小经"文字产生的相互关系问题.回回人的先民在从外来移民转变为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的过程中,曾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即同时操汉语与波斯语的时期,其时代大致在元与明初.目前保存下来的早期回族汉语标本可上推至明初.回回人的"双语时期"约结束于明中期,这时多数回回人已经不懂波斯语,其母语也演变为"回族汉语"."小经"文字的产生当在此后.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心理医疗功能

在漫长历史中 ,锡伯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的萨满教 ,并不断发展丰富 ,萨满教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萨满教延续千百年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是治疗疾病 ,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锡伯族萨满治疗患者是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场景中 ,即在“跳神”场景中进行的。歌、舞、乐三者是古老时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在萨满“跳神”过程中 ,他和助手及众人共同吟唱的神歌 ,对患者产生了心理医疗功能。     

《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叙述的是关于部落的历史。本文认为,在《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尚没有专司史诗演述活动的职业化艺人。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建构和传承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完成。职业或半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的出现,当是后来藏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产物。集体记忆时代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和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也具有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时空要素及其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等结构形态。     

15世纪萨迦派人物传记提要——藏文历史著作总目提要之二

文章选取15世纪萨迦派代表性人物的传记,包括桑杰贝、班钦·释迦却丹、绒敦·释迦坚赞、俄尔钦·贡噶桑波、古格班智达扎巴坚赞、贡噶南杰、果沃热绛·索南僧格、达仓译师等著名萨迦派大师,介绍各传的作者、成书年代、资料来源、主要内容、版本等。这些传记反映了萨迦派各支系的兴起及萨迦派在15世纪的中兴历史,是研究萨迦派历史的重要文献。所收传记之顺序按人物生活年代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