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为诗的推助与意象——以马永波的“21世纪诗选”为中心

近几年来马永波诗歌的创作,由于其地理的位移——具体说是从东北到南京,而显出与之前明显不同的特征。作为主要的创作实绩,21世纪诗选直接地受到地理变更所带来的推动和影响。不仅如此,南京及其微观的地理名称,作为新的地理意象,大量出现在马永波的诗中,成为诗人日常状态的真实记录。通过这些地理意象,可以窥见诗人的内心和情感,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永波的诗歌创作。     

沉沦、放逐与逃亡——论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形象

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忧郁感伤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挣扎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中。这个形象系列及其特征可概括为孤独者及其沉沦、零余者及其放逐、避世者及其逃亡。这些形象实际上记录了作者本人情绪的历史 ,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     

“虫吟草间”再审视——论贾岛诗歌中的生命体悟

贾岛是一位极具个性色彩的诗人。其诗中清凉色调的弥漫,映射出时代的衰败颓丧;而诗人穷愁哀苦的自我形象,则凸现了时代风云对于个体灵魂的刻镂。他用心灵去体悟生命的真义,远离了世事喧嚣,却接近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贾岛真正提升了文学对于生命本身的价值。     

“杂感家”鲁迅自我形象的轨迹——从鲁迅杂感文体意识说起

作家自编文集往往能够体现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文体风格，更重要的是暗含了自己文字努力的向度及其自我主体形象。鲁迅在1925、1926年编辑《热风》、《华盖集》、《坟》，对自己以前的文字究竟编到哪个集子中做出了复杂的思考，而这样的编辑过程既体现了他自觉的杂感文体意识，更重要的是透露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反思自我、建构主体自我、塑造自我形象的努力。     

借“他者”构建自我形象——析《群芳亭》中赛珍珠的“反观自身”

促进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是赛珍珠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为了抨击西方文明凌驾于中国“他者”之上的姿态,赛氏在其中国题材小说中采取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来构建西方人自我形象的手法。其后期作品《群芳亭》即以中国主人公吴太太的视角来解读夏小姐、安德雷两位西方传教士,典型体现了赛氏借“他者”之镜反观自身的创作手法,这对强势文化来说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崇的反思策略。     

“君是烟霞妾为尘”——20世纪40年代弃妇形象分析

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作家张爱玲和苏青塑造了“绣在屏风上的鸟”、“关在笼子里的鸟”与“挣扎于困境中的蛾”三类弃妇形象。第一类弃妇深受女性生来为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识”所侵蚀,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第二类弃妇在原始性平等意识的支配下稍稍做了些反抗,但是对失去依附地位的恐惧使她们又重返回男权社会的牢笼;第三类弃妇挣扎在职业女性和传统女性角色的困境中,但最终走出了困境,走向了自立。     

体验的诗学:论顾城诗歌中的“自我”观念

个体体验属于个人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经历,不同的体验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认知,也会带来不同的人生思考,而顾城自小而大的独特成长和经历则促使其不断地追寻自我。从幼时开始思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渴望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而成长环境的变化以及时代与社会氛围的影响,让顾城逐渐在生成文化自我的同时走向了一个反文化的自我,抗拒社会文化对自己思维的统治,在反叛中执着地追寻着自我。出国后的异域体验,让他在多元文化的映照下重新进行自我的定位,在东西方文化中重新审视自我,体味生死,追寻终极的自我,最终形成自我的消解。顾城自我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既是时代与社会变动中独异的文化样本与标志,也是一个个体努力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探索。     

论杜拉斯《情人》中的“小姑娘”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塑造了一个15岁半的小姑娘的形象.一方面,杜拉斯从生理学角度演绎这个角色,在她身上体现出女性和孩子的本能力量;另一方面,杜拉斯从文化构建方面来体现女主角的身份.复杂的家庭关系,周围男性对她的看法,使得她为了寻求解放而勇于挑战世俗的观点.     

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创意让生命激越与飞扬——沈萌萌的“形象素描”

办公区外面,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城墙外,美丽的月牙湖水静静地流淌;办公桌上,一束鲜花正怒然绽放;房间四脚,一盆盆绿色植物流露出盎然生机。在这儿——创意东8区绿色LOFT里,我们见到了此行的采访对象沈萌萌——南京垠坤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南京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生命体验的重绎与女性作家的自我救赎——论八位女作家的“人生笔记”系列

毕淑敏等的"人生笔记"系列是女性作家表达自我生命体验的文字诉求。八位女作家对自我人生经历的重新演绎,为的是抚慰心灵的创伤,同时也流露了相似的自恋情结。她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孕育并体现着成熟的女性意识和深刻的死亡意识,她们对其生命历程的反复叙述其实是实现自我救赎的特殊方式。     

小说《飘》中“母亲”角色的研究——从女性视角论20世纪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母亲的形象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飘》中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她们所扮演的母亲角色的分析来揭示了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衍变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综合、概括、抽象，应用归纳、演绎、类比等方法，提出20世纪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一问题，旨在对研究该书在推动三四十年代女性觉醒和解放运动中的地位起到启发作用。     

孤愤心灵的最后停泊——论鲁迅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母亲”是鲁迅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从而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文章以思想和情感的关系为理论基点,分析了“母亲”形象在鲁迅作品中的情感位置,并结合鲁迅自身的情感经历论述了“母亲”作为孤愤心灵最后停泊的原因和表现。通过对“母爱”方式及其给“母”和“子”双方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的观照和分析,论证了鲁迅文本中“母亲”形象的思想意义。“母亲”是鲁迅所批判的那个时代、那些“国民”、那种社会的“母亲”,鲁迅用理智淹没掉情感的停泊之地,把“母亲”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阈,体现了鲁迅“批评”的“决绝”性和彻底性、艰巨性和深刻性。     

张扬自我的“新女性”——从文化视角看《浮生六记》中的陈芸形象

《浮生六记》中的陈芸以其内蕴的丰富性和特异性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女性”形象。陈芸形象的出现是以江南才女辈出的人文环境、乾嘉时期兴旺的女学和性灵文化作为文化背景的。陈芸形象透视出的文化内蕴是中国封建社会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和张扬,在潜意识中试图超越现实关系的束缚,追求舒展人性的自由空间的意向。     

透视灰色人生的三棱镜——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

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圣手;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创作,构成了"小人物"灰色人生的三棱镜。俄罗斯文学是沉重的,俄罗斯精神是宗教性的。果戈理在继承普希金开创的"小人物"基础上,将"小人物"深层意识的展示与作者的基督仁爱理想合二为一,寄希望于上帝的拯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对"小人物"的内心剖析拓展为多声部的"复调",突出了"小人物"灵魂中谦恭、自我贬抑的宗教意识和宗教人格,寻求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下的自我救赎;契诃夫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人性发出质疑和反思后,将20世纪的现代意识注入到"小人物"内心精神的创作中。     

从“资源宝库”到“战略要地”——20世纪初至30年代前期国人新疆游记中的新疆形象

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国人新疆游记更多接续了清中叶以来西北舆地学的写作旧例,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开始侧重于呈现新疆作为有待开发的资源宝库的自然形象;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初立和西北科学考察的展开,在内地赴疆考察者笔下开始出现新疆作为文物宝库的文化形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边疆危机和救亡运动促成了中国现代边疆学的兴起,新疆形象更多地体现为关乎国家安危的战略要地和资源大省形象。     

侠女玉娇龙说:“我是旗人”——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的清代旗人形象

民国年间满洲旗籍作家王度庐,在满洲贵族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作为一代新人,承继着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选择写作不被文坛重视的武侠小说,用通俗艺术的曲笔,编织逝去的王朝里活跃过的人物故事,并以其独有的悲情,重评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而开创了武侠言情小说中的悲剧侠情一派,从一个侧面,为曾经发生的民族悲剧,留下沉重的历史遗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群鲜活动人的清代旗人形象。     

生命意识的觉醒，人性的张扬——论新时期“土匪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以女性形象的塑造为突破口,从女性形象的总体特征及女性形象塑造的意义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土匪小说指出了小说文本因为有了这些女性而表现出来特有的审美特质及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