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集刊名录初编

编者说明：学术集刊,即中国内地编辑和出版、以书代刊式、连续性的学术出版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类学术集刊约有四五百种。这些学术集刊,因为用的是书号,按图书形式出版发行,故在各大图书馆一般未按照学术刊物归类收集。在现有的文摘类刊物(如《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系列)、索引类期刊(如《全国报刊论文资料索引》等)以及南京大     

1996——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30周年纪念日。知识界和报刊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的人士做了巨大的不懈的努力,力图在这一年对“文革”有所反思和研究,以抗拒历史被淡忘的趋势,打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各方人士的努力并未成功,但他们多多少少留下的文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笔谈[专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技术操作等方面的原因,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尽管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已有了一些扎实的成绩,但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研究相对于我们应该对其所达到的目标,都还有不少难尽人意之处,显得有些薄弱.在“文革”结束二十年之际,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史料又不断披露以后,为了进一步认识“文革”文学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有更深的研讨,本刊在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本期开办专栏,笔谈“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     

口述史方法对"文革"史研究的意义

对“文革”的关注,早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就已经开始,官方的否定、批判以及亲历者的回忆性文章构成了当时的主体内容。1985年以后,较为正式的“文革”史研究工作渐渐展开。但是当前的研究成果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认为可以归纳为三点原因:首先,相关史料仍比较缺乏,二是研究视角的狭窄,三是研究方法的单一。而口述史方法之所以能够对“文革”研究有所裨益,正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上三点不足。首先,口述史方法有助于充实“文革”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文革”时期是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最为特殊而敏感的一…     

在身受历史中解读历史——读《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一位学者说:自传或回忆录是保留当代史料的最好方式。对于发生在40年前的“文革”,对于当代中国史上具有特殊意味的“十年文革”,在经历了80年代的“近距离摈弃”和90年代的“远距离反思”之后,留下的惟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寥落景象。在论坛上的羽矢如落花般消失的时节,一部     

要重视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

近年来,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对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与讨论已更加活跃起来了。在经济史方面,已展开了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等问题的讨论;在政治史方面,已展开了义和团,辛亥革命等问题的讨论;在历史人物方面,已展开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治学术思想等问题的讨论;同时,对近代史料的调查研究和整理,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已出版了《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钱庄史料》等等。这是当前学术界的良好现象。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百年史,不仅是近代史专业研究工作者的事,恐怕大家都应     

《纪念毛泽东》与毛泽东画传编纂

毛泽东画传(画册)编纂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展起来的。50、60年代编纂的画传篇幅不大,然都有个人崇拜的倾向,“文革”时期的出版物尤甚。“文革”以后,篇幅较大的画传相继出版,不过70年代末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等,仍有“两个凡是”的影响。     

中文计算机辅助校对系统原理

文字校对是报刊、图书出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任务是根据原稿核对校样、订正差错,以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校对通常分为几个校次(毛校、初校、二校、三校、校红等),每一校次又包括校样打印、纸上校对、重新录入等步骤。     

20年代知识阶层经济状况——上海的作者群体

２０年代中国文化史的一大景观,就是形成并发展了“自由撰搞人”这个重要阶层。他们的特点就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而主要依靠“爬格子”的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３２１家出版社、２００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３家出版社、２４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整个２０年代,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所以,本文以上海为案例进行考证…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艺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西方当代哲学主张把情感、意志、意向、纯粹意识等作为新的哲学基础 ,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但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对此 ,连一些西方思想家都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艺学建构中的基础地位 ,但不能用之代替文艺学的方法 ,更不能用之代替文艺自身的规律。 3 0年代的苏联文艺界和中国的“左联” ,都曾有过沉痛的教训。同时 ,要寻求一个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统摄 ,又最为切近文艺活动的“类方法”作为文艺学的逻辑起点。“类方法”是低于哲学层次的方法 ,“类方法”之间是互补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文艺学著作中 ,影响较大的就有三种形态 ,其“类方法”分别是认识论、生产论和“掌握论”。它们各有优长和局限 ,比较起来 ,“掌握论”更切近文艺活动的实际 ,亦远非尽善尽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论“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

随着"国史"研究的日趋繁荣,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也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是从目前总的情况看,该领域对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的引入和学科建设重视不够,从某中程度上影响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层次的历史透视和科学研究。本文仅就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大力开展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论述。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是大有裨益的     

有关成长的记忆痛史——评苏童《河岸》和陈家桥《少年王》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性的集体生活便开始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而有关传统生活话语的记忆并未隐退,三者一直存在着一种复杂纠缠关系。《河岸》与《少年王》都是不久前文坛关于“文革”历史或者后“文革”历史书写的新作,两部作品都突破了先前文坛的“文革”叙事范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掩映下的个体记忆、传统记忆以及集体记忆三者之间的关...     

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

从传播学角度对红色经典及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深入研究红色经典的重要方面.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传播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1977-1989年)为第二阶段,199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传播效果分别可以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加以描述和分析.衍生文本的盛行,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突出现象.     

列宁文化革命思想提出的原因探析

文化革命思想是列宁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文化革命思想的提出是为了保证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同时也是为苏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文明的前提.     

孙犁《书衣文录》的精神分析

孙犁在“文革”后期沉迷于装修藏书 ,这是他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下 ,心态更加内倾和固守自我的本真性的显著表征 ,是变态心理和常态心理的交织互动。而《书衣文录》的写作 ,具有多种象征意义 ,昭示了纯粹文化人在社会文化关系剧烈变动时与立身之本———文化切不断的血肉联系 ,以及孙犁对自我意识的固守和对理性精神的高扬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探寻——从维新变法看中国现代文学变革的趋势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学界普遍认为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但是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学者通过多方面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纵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进程,处在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运动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它的出现对于文学的变革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这一时期文学变革中所蕴含的现代因素不难发现,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维新变法是有依据的,并且能更进一步拓展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     

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

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涌现,对童年生命的苦难的揭示成为其一大主旨。这类童年叙事着意表现儿童在历史中沦为非人的境遇,在普遍人性畛域和政治历史语境之间寻找苦难成因。这种立足于个人童年记忆的生命言说,从边缘性的一个新维度深化了对文革历史苦难的挖掘和诠释。     

从几则未刊资料解读黎澍

黎澍是大陆学界卓有声誉的史家,其生平学术已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以几则有关"文革"前黎澍的未刊资料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加以解读,可以为黎澍研究提供一些关键的背景资料,进而为认识文革前大陆史学界的丰富性提供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