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评“人人创造历史”说对群众史观的诘难

持人人创造历史观点的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是这样进行推理的,即:人们创造历史必然先具备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这些物质条件的创造者;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把物质条件创造者和历史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而,由此推导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论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无论过去、现在与将来,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都必须保持正确的清醒的认识。 一、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不能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联共党史)人类社会不能缺少物质条件,人类为了生活就必须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需要各种各样     

“恶”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黎澍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解”,这就“把‘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看做是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在黎澍看来,要么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么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者不可同时而语;他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两个命题是一致的:前者是就历     

坚持群众路线 端正党的作风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 ,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基本思想 ,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正确而妥善地处理了我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内容和方法 ,并把它集中地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成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克敌制胜的法宝。几…     

共产党员先进性与“两个先锋队”的唯物史观基础

共产党员先进性,就是要发挥“两个先锋队”的模范作用。“两个先锋队”的新表述,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阶级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试论依靠人民群众和依靠科技进步的一致性——兼谈一般性的社会劳动和科技劳动

一、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英雄史观,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人民群众只是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盲",是"中性物质",是"供实验的材料",好比一连串的零,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些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成为有意义的数字.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发展史,也是一部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压得     

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辨证——关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存在如下问题:(1)理论来源并非马列经典及其思想;(2)是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提出;(3)对概念的表述、使用和理论论证不合逻辑;(4)割裂了具体和抽象的辩证关系。因此,不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历史的创造者是所有参与历史活动的人,坚持这种观点,(1)恢复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2)明确了“推动历史”不等于“创造历史”,避免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群众创造历史的脱离实际的争论;(3)走出对人民群众的作用只作整体肯定、不作个体肯定的误区,转换“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的政治性,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及其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4)体现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     

关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问题的逻辑分析

要搞清楚“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 ,首先要将它定位于“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逻辑层面才有实际意义。而要真正树立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驳倒“英雄史观” ,就必须将“人民群众”界定为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     

哲学解读“以人为本”

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当今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是科学的哲学命题,其思想的理论源头就是马克思主义,要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应追根溯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语境中来进行解读。     

毛泽东历史动力观新思考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毛泽东历史动力观的首要观点和理论基础。群众史观是毛泽东历史动力观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毛泽东历史动力观主要包括: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毛泽东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方面,毛泽东是"人民是上帝"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观贯穿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毛泽东历史动力观的当代启示意义主要在于: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宗旨不动摇,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关系,必须始终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密切党群关系。     

是非问与否定的相通性及其机制

是非问表"否定用法"不单单以句子有否定的衍推义为标准,而是看说话人的"态度",如果态度是否定的,即只要是对命题的非肯定,不论它的衍推义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视为否定用法。是非问句常常借助于一些特殊的词类或语调、语气等表示否定,人们把这些词类看成是有标记的,语调等看成是无标记的。是非疑问句与否定的相通跟是非问的"命题"关系密切,对命题的非肯定成为是非问和否定相通的机制。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万物以形相禅观念和齐物论的纠结－兼释《庄子》中“强阳”的含义

万物以形相禅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哲学观念 ,先民用它解说物种的起源和演变 ,带有朴素的进化论色彩。《庄子》一书作为先秦哲学的经典著作 ,也吸纳了万物以形相禅的观念 ,并且把它和齐一万物的理论相结合。《庄子》书中两次出现的“强阳”之语 ,是和万物以形相禅直接关联的概念 ,有它特定的含义 ,以往的注释未能切中肯綮。《庄子》书中万物以形相禅观念和齐一万物理论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因果关系 ,二是形态的对应性。二者的结合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内篇初见端倪 ,外篇多处可见 ,杂篇最终完成。二者的综合使齐一万物理论的覆盖面从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扩展到自然哲学、生命哲学 ,齐一万物理论内容更加丰富 ,体系走向完备。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表现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重要实践 ,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教育工作者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 ,高校是先进生产力缔造与发展的摇篮。只有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头脑、进课堂” ,加快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普及型发展的步伐 ,才能使“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入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才能具体指导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美的本质”问题的现代转换

“美的本质”问题是传统美学中的核心问题 ,这一问题经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批判 ,被当作一个形而上学的“伪命题”而抛弃了。但现代美学应重新审视“美的本质”这一传统命题 ,以汲取其中包含的深刻洞见。通过对“美”的语义分析 ,我们可以区分出“美”的 10种基本含义并将其转换为现代美学概念 ,从而揭示出“美的本质”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丰富的问题。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意识"与"语言":历史构成的第五个因素

在首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构成原初历史的"四个因素",并随后论及"意识"和作为现实的意识的"语言",却未将其列为历史的第五个因素。深入分析个中原因,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从人的生命活动的丰富性及文明进步的视角理解"意识"和"语言",则应将其提升到构成历史要素的行列之中。这一提升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经典形态的唯物史观,更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着眼于由人类所造成的现代历史中的许多新问题,人类的新启蒙已成当务之急。而这特别要求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对话,要求人们对"主体"意识与"理性"精神的反躬自省,以谦逊的心态和宽阔的胸怀,亲近大地,关爱众生。     

张载“气以载性”思想探析

张载苦心探析在气化流行过程中的"太虚"、"性"与"气"的关系,提出了"气以载性"、"气质之性"等理学命题,建构了以"性"为本、"气"为载体、"性"气"互为表里共同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思想,为后来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