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代理人抑或“坏”的合谋者:宗族如何影响农地调整?

本研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了宗族代理人在村庄地权变更中的行为特征及其转换机理。分析表明,随着社区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代理人将从村民公平诉求的响应者转换为地方行政指令的执行者。使用2014年CLDS数据的检验结果表明,宗族组织的存在或宗族越团结,农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越高,也更可能根据村民需求实施。但随着村庄开放程度的提高,宗族按照村民需求进行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下降。采用村主任是否为宗族成员刻画宗族代理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宗族代理人在社区开放过程中根据行政指令实施农地调整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本研究指出,宗族内部分化或宗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合作是村民土地权益受损的重要诱因,亟须严格限定行政干预的边界。应该正视和发挥宗族在村民权益保护和基层自治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

本文通过构建宗族网络作用于农户迁移选择的模型,以农业部的固定观察点调查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补充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宗族网络对村庄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宗族网络对缓解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也就是说,相比没有祠堂或家谱的村庄,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有祠堂或家谱的村庄中更低。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族网络对低收入群农户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使得他们从宗族网络中获益更多。我们还发现,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宗族网络对缩小收入差距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这表明,宗族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农村正式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互补作用。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拥有至少两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1)、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2)和没有住房的租房家庭(代表性家庭3)3类,微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会拉动代表性家庭1和代表性家庭2的消费增长;当代表性家庭3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住房价格上涨对其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当代表性家庭3没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其消费随着住房价格的上升而增加;住房价格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与家庭当前消费水平、住房价格、居住面积、消费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和利率等因素有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对代表性家庭1、代表性家庭2和代表性家庭3这3类家庭的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从影响程度来看,对无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仅有一套住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小;从地域来看,房价上涨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

"亲属抱团"的家族化治理模式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广泛存在,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下的文化现象。本文利用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籍贯地族谱数据,考察宗族文化对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其亲属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并且证实,宗族文化内含的亲属间信任及团结互惠是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亲属参与的差序格局愈明显;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在宗族影响力越大、外部监管环境越差时更突出,当实际控制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拥有海外经历时则被削弱。最后本文发现,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亲属参与对股东与管理层间代理成本的缓解作用得到加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成长性和市场表现。本研究为理解在正式制度有待完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增长奇迹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视角的证据。     

什么人在当村干部?——对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的初步分析

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的分析表明:多数村干部拥有中学文化程度;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宗族之外的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分离。从村干部的成长路径看,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村支书是从其他村干部位置转任过来。对出任村干部,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区域之间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着共同的特征,但在村庄、宗族与职业背景等方面却有一定的差异。     

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来自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调研数据的例证

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调研数据,本文考察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家庭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就消费结构而言,精准扶贫政策使脱贫农户家庭居住和交通通信支出占总消费的比例提高,而教育和医疗支出占比降低。就消费类型而言,精准扶贫政策对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均有提高作用,生存型消费作用突出。就扶贫政策而言,产业就业扶贫政策作用最大,而保险扶贫政策作用最小。通过分位数回归、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上述结论仍成立。(2)异质性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不同地区、民族和收入的脱贫农户家庭消费有明显差别,其中对湖南省、少数民族和低收入脱贫农户的刺激作用最大。(3)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因病致贫、因教致贫和脱贫边缘户这三类特殊家庭,他们通过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产业就业扶贫等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政策综合发力,家庭消费水平得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本文旨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中华姓氏的源起

<正>姓和氏都是表明宗族系统的称号。在今天来说,没有什么区分;但在古代,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区别。在母系社会里,人们从母姓,所以姓的本字,就是从"女"从"生",如古代的姬、姜、姚、姒、妫、姞等姓字,都是女旁。到了父系社会,人们才从父姓,这就说明,姓是表明血统关系的。后来,人口发展了,部落增加了,国家产生了,姓就有了发展变化,一个姓可以分化岀许多氏,而同一氏的后人,还     

精英博弈、亚瘫痪状态与村庄公共治理

本文试图运用博弈分析框架以湘南G县为背景观察、分析村庄精英竞争机制和村庄政治的运行实态。作者指出,在村庄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的博弈与治理精英系统中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中,由于自主机制缺位和制度供给短缺,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4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偏差,村庄公共治理其实处于一种“亚瘫痪”状态。因此,要变革村庄公共治理必须从4个方面入手:明晰责权,建立村支两委协调均衡机制;拓宽渠道,完善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扩大参与,加强村民监督机制;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乡镇仲裁机制。     

收入差距、习惯形成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稳定,这也成为目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0~2009年中国26个省的不同收入等级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在构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对收入差距、习惯形成与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低收入等级和中等收入等级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而对高收入等级家庭的消费没有显著性的影响。(2)低收入等级和中等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但低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强,中等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高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表现出耐久性。     

衣锦还乡促创新?——基于高管家乡认同的研究

家乡是个人成长的起点,在个人生存发展、情感构建及决策中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公司高管而言,其决策行为也无法摆脱来自家乡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家乡及公司注册地数据,本文探究了高管家乡认同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家乡认同能显著促进公司创新,且家乡认同程度越高,公司的专利申请和专利授予数也越高。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高管家乡认同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家乡认同下高管的家乡回报动机和信息资源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宗族文化和政治关联的视角探讨了家乡认同与公司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浓厚的高管籍贯地宗族文化和较高的公司政治关联水平都能显著促进高管家乡认同对公司创新的提升效应。本研究不仅拓展了高管家乡认同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公司决策行为的研究范畴,而且从微观层面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及理论机制,为公司高管选聘与地区创新水平提升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科学依据。     

盈余信息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盈余平滑的分解检验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3年～201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类型盈余平滑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盈余平滑对股价崩盘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但将盈余平滑分解成有效信息盈余平滑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之后,发现有效信息盈余平滑能够显著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而机会主义盈余平滑则会显著增加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检验发现,信息环境对盈余平滑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中,有效信息(机会主义)盈余平滑会更显著地降低(增加)股价崩盘风险.这些研究结论不但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盈余平滑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稳定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房价上涨、家庭债务与城镇居民消费:贷款价值比的视角

家庭借贷是缓解居民支大于收、平缓消费的重要手段，而贷款价值比的约束迫使家庭的债务规模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持续上涨的房价不断逼近贷款价值比约束，最终表现为消费的大幅度波动。基于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本文细致考察了房价上涨、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1）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杠杆显著，即使将样本细分为有房家庭与无房家庭，杠杆效应依然显著；（2）持续上涨的房价将显著促进有房家庭的消费，且这正向作用将被贷款价值比放大；而上涨的房价将抑制无房家庭的消费。（3）无论是有房家庭还是无房家庭，贷款价值比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即只有当贷款价值比增大到一定水平时，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将由促进转为抑制。（4）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在不同群体间差异明显，受教育程度高的城镇家庭，或者持有二套房以上的家庭，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强。     

非正规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平滑作用分析

农户因为收入风险的存在而产生了平滑消费的需求,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为平滑消费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对农户消费起到平滑作用的主要是非正规金融,本文以农户消费借贷行为为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非正规金融更适合于平滑农户消费。     

年龄结构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消费的变化，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已经出现新的变化，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进行理论分析，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利用CFPS三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旅游消费水平存在典型的生命周期特征；我国家庭旅游消费水平的生命周期特征与家庭的人口规模、青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等年龄结构指标密切相关，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家庭旅游消费水平受年龄结构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双重影响，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更多受经济特征制约；青少儿抚养比影响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过程中存在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健康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的正向中介效应，加剧了青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抑制作用；教育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的负向中介效应，缓解了青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抑制作用。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中学生互联网使用实证研究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自主需要、归属需要以及能力需要3个层面分析了影响青少年学生网民使用互联网内部动机(感知的乐趣和好奇心)的因素,以及内部动机所产生的结果。对襄阳市8所初高中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培训支持和家长的支持对内部动机没有显著正面影响,老师的支持对好奇心有显著影响,而来自同伴的个体压力以及因特网自我效能均对内部动机有积极作用。感知的乐趣和好奇心能促进沉浸体验的产生,但对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探索性行为,只有好奇心和沉浸体验有显著正面影响,感知的乐趣对其存在负向的显著作用。分析性别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后发现,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受到来自学校以及家庭的影响。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才能信号还是迎合行为

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薪酬分配结果-投资者关注-盈余平滑动机”分析路径，从才能信号假说和迎合行为假说视角诠释薪酬外部公平性对盈余平滑影响机理，并实证检验之。研究发现：(1)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促进盈余平滑，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诱发上行盈余操纵并抑制盈余平滑。(2)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的促进作用是通过缩减长期投资支出实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影响，表明高管盈余平滑行为并非才能体现，而属迎合之举。(3)盈余平滑对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逆转十分敏感，对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逆转具有迟滞性，表明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对盈余平滑影响具有形成缓慢、消失迅速特征。低水平盈余平滑更有助于稳定未来业绩，高水平盈余平滑对未来业绩的稳定作用递减迅速。     

少女村长

在461票中,白一彤获得450票,以绝对高票当选。"当时怕看不清讲稿,还把开车时用的眼镜戴上。"回忆当选时的情景,白一彤面对记者的采访,仍然掩饰不住兴奋,这位19岁少女村长面临着村庄现实和家庭的双重预期。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消费的影响,深入探讨了精准扶贫分类施策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户人均消费提高4.37%,生存型消费提高5.76%,发展型消费提高13.12%。从消费结构来看,政策显著增加了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及教育文娱等支出,同时,居住类、交通通信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显著提高,医疗保健支出占比显著降低。进一步地,对于老年贫困家庭,精准扶贫政策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方式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对于因病致贫家庭,政策通过低保等直接转移支付方式,降低医疗支出,提高生活水平;对于因学致贫家庭,政策通过教育帮扶方式,缓解教育负担,改善生活质量。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政策通过"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方式激励贫困家庭,过上美好生活。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发挥出"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作用。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对老年人口、不健康人群、未成年子女数量多、教育水平低的深度贫困家庭作用更明显。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在贫困县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效果更突出。这表明精准扶贫政策聚焦深度贫困,专啃"硬骨头",精准发力,推动贫困家庭生活质量大幅提升。本文的研究为厘清精准扶贫政策帮扶渠道,评估减贫动态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可为相关部门切实把握政策成效,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总结中国扶贫经验提供政策参考。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

本文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探讨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在农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决策中发挥着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信任变量、剔除老年人样本或控制村庄固定效应之后依然成立。(2)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男性农民、女性农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参与意愿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随着农民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的改善,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逐渐不显著,制度信任则依旧能发挥作用。(3)村级治理机制在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尽人意。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新常态下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献,并对推进我国循环农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有的农地制度备受争议。本文认为,土地经营权流转能促进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它的推广将使现有的土地制度得到完善,从这一视角研究农民收入问题可以填补已有文献的空白。本文借助2000年和2012年的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平均处理效应(ATE)和受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方法,实证分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土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在平均意义下土地流转能使任意样本农户家庭和已流转土地的农户家庭的收入分别增加19%和33%。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鼓励和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可能是促进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完善现有农地制度的一个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