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

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对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族群,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起源--百越族群,所以可以定义为"澳泰族群".闽越是这个族群历史上重要的一支,曾经是福建的主体民族.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闽语人群基本都是来源于北方的汉族移民.所以可以确定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上已经消失.     

宋代开梅山及梅山教研究

北宋时期章惇的开梅山,是开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事件.北宋王朝通过开梅山及对荆湖南、北路的开发,有效加强了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本文通过对开梅山历史过程的详细考释,认为北宋王朝采取大军压境恩威并用的招抚策略,利用宗教文化的认同和地方力量的支持,成功争取到梅山蛮大姓归附朝廷.开梅山将梅山蛮人纳入州县管理系统,增加了中央王朝的财税收入,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开梅山之举使梅山教在南岭走廊族群中广泛传播,更凸显梅山教研究的学术价值.     

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宋人称生活在西南羁縻州县之外的溪峒民族为“生蛮”,其生活区域被称为“生界”,这主要是为了区别交纳赋税的省地熟户.大致来说,宋朝政府将西南少数民族群体划分为生、熟两大类,这种主观上以“差序格局”观念区分西南少数民族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或维持其在西南地区的主权.但生、熟蛮及蛮汉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几乎抹杀掉两者生存环境的差异,熟蛮异化与生蛮归化,致使生界在其变化过程中模糊不清.宋代西南地区羁縻政策的多元化,使得生、熟蛮的身份并不以其实际生存地域来确定.宋代文献中的“生界”,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称谓,而是一个融合了政治文化的族群边界,一个融通了价值判断的文化界线.     

福佬人论略(上)

在我国汉族南方诸族群中的“福佬人”,其“福佬”的名称系由历史上的“福建夷獠”转化而来。六朝永嘉之乱、侯景丧乱,使大批中原难民辗转流入福建和广东东北部地区,开了蛮汉交流的先河;唐初闽南粤东地区发生的“陈元光平蛮”,促进了福佬先民的酝酿;隋唐时期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出现,及由泉州土著与中原江淮移民两种语言融汇而成的泉州方言的基本形成,则意识着福佬族群已基本孕育成熟。     

巴西:族群天堂的陷阱

巴西的族群,是印第安人原住民、葡萄牙人、非洲黑人三者混融的结果,加之其后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及亚洲移民的到来,使巴西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文化交融互生的移民国家。论文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来分析巴西族群关系,力图与被冠以"族群天堂"、"族群熔炉"等的巴西族群关系形态形成对话,不管是历史的巴西还是现实的巴西,种族问题都成为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种族的等级结构从殖民时代的奴隶制传统开始,加之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渊源的白化政策加以固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巴西的族群关系为参照,回到中国的民族关系,以此来回应"第二代民族政策"、族群关系认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认知问题。     

“蛮”称的民族属性及其专称与泛称涵义

“蛮”称的民族属性及其专称与泛称涵义石宗仁在对我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苗蛮族的“蛮”称的原生语义的民族属性，并由此常常含混狭义的苗蛮专称与广义的苗蛮泛称的界限，一提到蛮族就以为是指南方各民族的，显然欠妥，且不符合历史实际。之所以产生含...     

简论安多地区“卓仓”地名的由来

文章通过对历史大背景的分析和珍贵史料的考述,对"卓仓"这一地名的由来进行了探讨,认为"卓仓"这一地名从最初的家族名称演变为一个族群及其区域的名称,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     

数字技术下的南方跨界族群原生态音乐研究

南方跨界族群的原生态音乐文化是其对应族群的跨界音乐文化,而跨界音乐文化作为当前音乐文化中一种相当重要的音乐文化现象,不仅能够反映各个跨界族群之间的精神思想联系与传递,还能够联系各个跨界族群间信息文化的表达,深刻体现了各个跨界族群中间的民族文化融合.关于南方跨界族群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理解,其是属于各个跨界族群生产生活过程...     

藏学研究的文化自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六十五

自唐宋至近现代以来,世代定居在安宁河流域的多续人与周边诸族群发生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互动。这种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自然在多续藏族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巨大反差,族群意识因而不断得到强化。袁晓文研究员以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求学生涯、工作阅历为个案,叙述并分析了一位藏学家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族群观。"一叶知秋",在全球化、经济化、一体化趋势加剧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理念,学者对于诸多在语言、历史、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族群应更多一份人文关怀。     

政治领导与马来西亚国族"打造"

与一般情况不同,马来西亚国族的"打造"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化上相对滞后的马来人企图同化文化上相对先进的华人;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在国族"打造"过程中没有采取独裁统治下通行的强制同化政策,而是采取妥协与合作的做法.文章认为,这两个特点既体现了政治领导对马来西亚国族"打造"的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族群(ethnic groups)相互交往、自然融合并不是多族群国家国族形成的惟一模式.     

内迁与融合:魏晋时期西北地域的民族互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峰。西北地域周边的匈奴、羌、氐、西域诸族及秃发鲜卑等内迁诸族,因长期与汉族错居杂处,形成共同经济体制,民族间的差异逐渐减少,最后与汉族在互动中融合。     

Promoting majority culture and excluding external ethnic influences: China’s strategy for the 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BSTRACT

China’s enthusiasm for having many World Heritage–listed sites is well-know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of cultural soft p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rporating minority groups into the Han-dominated Chinese state.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are China’s efforts related to UNESCO’s lis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nscribe people’s living culture – such as dances, costumes, and songs – as world heritage.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some ethnic groups’ intangible culture has been objectified for the World Heritage Lists by the Chinese stat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by enlisting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e under the name of Chinese state, the state can reinforce state borders that often run across ethn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reducing external influences on minorities from their trans-border ethnic or cultural kin. Concomitantly, the majority’s cultural prominence is further entrenched in this process by the emphasis placed on minorities’ folklore in contrast to the Han’s culture of civilization.     

壮傣、侗水群体分化年代考

操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语言的壮、布依、傣、泰、佬等族以及操侗水语支语言的侗、水、仫佬、毛南等族,同源异流,都源于上古分布于我国南方的越人。操壮傣语支语言的群体与操侗水语支语言群体的分化,可能是在原始母权制氏族社会晚期。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兼论王明珂、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族是融合了若干少数族群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表达是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以来作为中华民族众多民族或族群之一的汉族更趋向于成为与其他少数族群并列的、单一的族群.王明柯关于历史上少数族群通过攀附汉以实现身份认同的论述与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拒绝汉族身份而宣称苗族身份的认同的论述均显示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忽视二者的差异是后来学者对许烺光"民族错失"误读的原因.     

两宋政府的少数民族赈济措施刍议--兼论宋朝民族政策的转变倾向

宋朝的社会救济事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较为发达的，对少数民族的赈济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对西北(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以安定边地社会为主要目的，方式上以生活性接济为主；对西南及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则是在国家势力南进及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的过程中配合实施的，因此，方式上以生产型济助为主；对东北及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救济，则以笼络怀柔为主，方式上以居养安置为常见。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进一步团结少数民族，稳定和巩固社会政治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性质上看，两宋对少数民族的赈济仍属传统怀柔政策的延续，但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从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象征性的笼络逐渐转向对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务实性的物质援助。     

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现状与前瞻

作为中国曲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南少数民族曲艺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审美独特、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血脉不可或缺的传承载体.因历史原因和它的口头性特征,以及某些民族文字的缺失,在理论方法和个案研究等方面长期以来都处于研究者寥寥,甚至无人问津的状态.本文拟回顾、梳理、总结建国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研究成果,简介曲种,分析其独特性,探讨如何进一步充实、丰富少数民族曲艺研究的学术内容,为推动西南少数民族曲艺的健康发展、丰富中华艺术文化提供参考借鉴.     

论“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古籍整理工作

《明实录》《清实录》藏族史料的辑录与整理,对西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与其他从《明实录》《清实录》辑录民族史料的著作相比较,说明其具有取材丰富便于利用等特点,但仍存不足,具有再整理的必要性。而再整理则侧重于从人名、地名与族名的用字,出处的标注,标点及简化字等的处理上进行举例说明,使这两部史书更为完备。     

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近年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特点和变动趋势:主要 分布在西部地区,人口分布重心继续向西移动;大多数少数民族都高度集中于传统区域内,但集中 程度已趋于减小;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城镇化水平很低;人口迁移流动率较低,人口分布相对凝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