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镇市、草市户口及其有关问题

宋代草、镇市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整体上还不高,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根据熙宁九年全国与各路"草、镇市"保丁数推算:草、镇市两丁以上的户为230,528户,仅占全国保甲户的3.326%.若以此比例估算,则全国草、镇市户约有484,197户,比学界估计的宋神宗元丰年间镇市户(不包括草市户)66万户要低三分之一.     

论宋代河北路经济

宋代的河北路,面积约123586平方公里,包括今河北省中、北部,河南省北部,山东省北部一小部分。宋神宗元丰时有1232659户,以每户平均五口计,约有人口600余万。该地区北邻契丹,南近京师开封,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说,是北宋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不仅如此,河北在经济上也是极其重要的,本文即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宋代三司使与户部尚书之比较

宋代三司使作为中央理财机构——三司的最高首脑,有“计相”之称,成为皇帝以下主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在北宋财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户部尚书取代三司使主管财政,但是,户部尚书无论是职权范围,还是在中枢的地位,都已不能和昔日之三司使同日而语。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黄庭坚在太和任上的诗歌创作

该文以黄庭坚在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元丰六年(1080-1083)知江西吉州太和县事所写的诗歌,探求黄庭坚在 初为地方官时的爱民情怀,及其在任上创作的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他作诗“以故为新”,“点铁成金”的艺术特点。     

黄陈交谊及其诗风同异

北宋著名诗人黄山谷与陈后山以中年相交,并由此结下终身不渝的深厚友谊,其意义虽不能与唐代李杜二公交讹相比,但在宋代诗歌发展史上,也是值得后人注目的。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夏,山谷与后山相遇于颖昌,时山谷四十岁,后山三十二岁。这次相遇不仅是两位诗人订交之始,     

从迁转角度看宋代六部尚书的次序问题

从迁转角度来看,宋代元丰改制前,六部尚书地位的先后次序为吏、兵、户、刑、礼、工,其迁官次序因此为由工而礼、由礼而刑、由刑而户、由户而兵、由兵而吏。这套次序来自唐中后期形成的六部尚书迁转次序,而非唐代官品令中的次序。元丰改制后六部尚书的地位次序变为吏、礼、兵、刑、户、工。这套次序与宋代官品令和职官繁剧次序不同。宋代职官制度的变动、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六部尚书新次序的形成。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以熙     

从《前赤壁赋》看苏轼与佛学

《前赤壁赋》,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于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作。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有名的文字狱。案发于元丰二年(1079)七月,同年十二月底结案。作为乌台诗案指控主要依据的《苏子     

宋代文思院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措施

宋初,文思院由以文思使、文思副使系衔的内侍官、武臣掌领.至少从宋真宗时期起,文思使和文思副使不再掌管文思院.宋神宗时期,文臣京朝官成为管理文思院的最高官员,内侍官及武臣地位下降.南宋时期,文思院监官、监门官均由文臣担任,武臣、内侍难觅踪影.文思院上下界均设置了各类公吏,制定严密的管理制度.文思院通过采取订立各类产品的料例功限、检验产品的质量、注重经济成本的核算、提高工匠的雇值等种种措施,为皇室、各级政府部门及普通民众提供了规范划一、制作精良的手工业产品,在各类手工业部门中起到了引领的典范作用,促进了宋代手工业技艺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简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宋代“天文院”考

宋代的天文事业十分发达。在天象观测、星图的绘制和天象仪器的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如以记录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恒星观测而闻名于世的“苏州天文图”,驰誉世界的至和三年(1054)对超新星的观测,北宋苏颂等人所制造的、被国际天文学界推为天文钟祖先的“水运仪象台”,都堪称为世界之冠。这一些,自然是与宋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天文机构分不开的。然而,我们对宋代“天文院”的设置情况,了解得还不够。比如,反映在有的著作上,单知道宋代有天文院,而不清楚有两个天文院。《梦溪笔谈校证》一书,引用了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的一段原文,校证者对这段引文标点如下:     

谈秦观后期词的思想价值

在众星闪烁的宋代词坛,秦观是一位风格独具的卓然名家。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扬州高邮人。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登进土,任蔡州教授。哲宗元祐初,得苏轼引荐,应制科,进策论,于元祐五年(1090)除太学博士,转任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等职,授左宣德郎。在京三、四年间,是词人一生最得意的时期。旋因党争遭贬,出为杭州通判。又因被劾增损《神宗实录》,道贬处州,徙郴州、横州、雷州,辗转流离,历尽坎坷。元符三年(1100),徽宗立,向太后临朝,遇赦放还,归途卒于藤州,终年五十二岁。     

锦里古街

每一座城，都有历史，每一条街，都有故事。传说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一提成都，大家第一想到形容她的词，便是安逸了。杜甫在《春夜细雨》中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一个城市能被“锦”字形容，该是怎样的色彩斑斓和温软安逸？     

简说《前赤壁赋》的主题

《前赤壁赋》创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即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到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的诬告,坐了五个月的监牢,几乎丢了性命,史称“乌台诗案”。由于许多正直朝臣尽力疏救,神宗皇帝也可怜他有文采,他才终于获得释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苏轼政治上受歧视,行动不自由,“不得签办公事”,     

成都的城门

成都自秦末筑城,但有关成都城门的文献资料明清以前的所知不多,本文重点介绍了明清直至民国、抗战时期成都城各个城门的历史变化情况,以及导致变化的历史史实。成都城门的历史变迁是一幅生动的时代变迁的历史画卷,为我们研究成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材料。     

宋代关津管理制度初探

宋代非常重视关津的设置与管理，多次申禁立制，对各关过往行人严加控制，行人来往，须有官发公凭。在关津之禁方面，有系统、严密的刑律。关津对过往商物一律收取税算。宋代对津渡实行官营或招人买扑，屡禁私渡。官营津渡，有一定的管理机构和人船配置制度。政府对津渡立定年额向民旅收取渡钱，并采取对津渡工作人员进行约束、买牌上船、安全保障、差使臣巡检等管理措施，以有效地稽查奸细、禁物和维持交通秩序。     

关于宋代诡名户问题

在宋代,对于隐匿不报的户口和财产,以及以多报少或化整为零等类情况有许多称呼,如“诡(一作鬼)名挟佃”、“诡名挟户”、“诡名寄产”(或称隐寄)、“诡名身丁”等等。一般又通称为“诡户”或诡名户。 诡名户的产生并不始于宋代,而是五代以前早已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但宋代诡名户数量之多,形式之复杂,对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前代所没有的。由于诡名户的大量存     

宋代义仓论略

宋代继承了隋唐以来的义仓制度,并有所发展。义仓与常平仓、社仓并称为三大骨干仓储,在宋代的救荒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救灾安民、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历经了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三朝的几个时期的反复置废之后,义仓在宋哲宗时固定下来,并且持续到南宋末年,在宋代存在约200余年。宋代制定了义仓的征收和支用等一系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法规,旨在保证义仓正常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