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的诗论与西方影响

袁可嘉的诗论深受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其中，有关“诗与非诗”“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现实与诗”“诗与经验”“诗的戏剧化”“想象逻辑”“戏剧主义”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观点以及诗论文本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首先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其次是融进了袁可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再次是注重中国现代诗学概念的建构，最后是注重中西新诗潮的交融。     

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探析

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是对新诗艺术的探索和创新."戏剧化"取戏剧的两层含义,即客观、间接与矛盾、冲突.九叶诗人的创作在事实上阐释了袁可嘉的诗歌理论.     

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论袁可嘉现代诗学体系的文化意义

袁可嘉是四十年代诗歌运动中现代诗学体系的最早构建者。其“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原则与“新诗戏剧化”的美学策略又可概括为诗本位、人本位这样两种现代性的文化命题。这既是对被战火一度阻隔的五四启蒙精神的承继 ,又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新的阐释与发扬。袁可嘉诗学体系所表现出的对现代文化探求的先锋意义因为历史的超前性 ,必然伴随着对当时文化状况的痛苦省察与沉重反思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时空维度的戏剧化探索——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

1940年代中期,袁可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并称穆旦为"最彻底"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从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入手,可讨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可谓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戏剧性综合"(drama-tic synthesis),而穆旦的诗歌则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在穆旦的诗歌中,"戏剧性综合"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使得诗歌呈现一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说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空间形式"。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进一步讨论穆旦诗作中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穆旦有循环性的历史观,但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爱命运"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出对"被围"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     

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把他在4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这本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影响,同时又结合了40年代中国新诗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九叶诗人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在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袁可嘉本人则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并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方面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突破为我们寻找到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借鉴了哪些西方话语,同时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古典的”丰赡与清明——论唐湜诗论的形态特征

作为九叶诗论双轨之一的唐湜诗论,与他诗友袁可嘉的诗论在指向上是一致的,即“新诗现代化”,但在形态建设上则大相径庭。如果说,袁可嘉侧重以径直前行的姿态追寻新诗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唐湜则侧重以返观深潜的方式把握新诗现代化的精义。 九叶诗论追寻新诗现代化的整体向度无疑的是重智性、重本休。即如西方现代主义诗论所昭示的:“诗人可能有的兴趣是无限的,智性越强就越好,智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把它们转化为诗,而不仅仅是诗意盎然地对它们进行思考”,“本体,即诗歌存在的现实”(兰色姆语)。九叶诗论的这一追寻向度,将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水平提高到了与世界诗潮同步的层次。然而,这一建设于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交战时     

浅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拉开了新诗现代化的序幕,"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不仅创作诗歌,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体系.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袁可嘉的创作和研究兴趣从西方浪漫派诗歌转到现代主义诗歌,新批评理论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袁可嘉诗论中心"新诗现代化"入手,探寻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并讨论袁可嘉如何将英美新批评理论"中国化".     

诗歌戏剧化的风格追求——现代诗人杜运燮创作风格管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坛上发现了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相脱节而忽视了诗的艺术规律的现象。与此同时 ,受西方艾略特、里尔克等现代诗人的作品影响的中国现代诗人杜运燮等诗人却崛起了。他们摒弃传统诗歌的创作风格 ,而另辟蹊径 ,独树一帜 ,追求“新诗的戏剧化”。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九叶诗派倡导“新诗戏剧化”的诗学渊源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以显著而突出的地位来张扬“新诗戏剧化”,既有反拨诗坛“说教”“感伤”颓风的现实用意,又有总结新诗历史经验的理论自觉。既是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潮的一种感应,又是开拓中国现代派表现路子的一种创造。在这样一个时空座标上,九叶诗派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新诗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的移位定点,实现了“戏剧化”诗学与诗艺的双重建构。     

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话语据点——“九叶诗人”四十年代作品之特质研究

“九叶诗人” 作为一个现代诗歌群落,既有作品,也有理论(如袁可嘉、唐湜的诗论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未形成一个诗歌流派.一个诗歌流派应该提出共同的诗歌艺术主张和创作宣言并以诗歌创作去实践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而袁可嘉和唐湜在四十年代所写的理论文章,或对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评述、或对同行作品的评论与鼓呼,都未能表现出明确的流派意识.尽管如此,“九叶诗人” 在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共同体现了现代汉诗发展的崭新方向,他们“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与现实间的正常平衡”.在外患与内乱交困的时代里,“九叶诗人”本着公民的良知让诗直接面对而又以必要的艺术把握,使诗不流于平庸空洞的政治感伤.     

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潘颂德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九叶”派诗人唐是在辛勤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写下了一篇篇立论精湛而又风格独特的诗论与诗评论，和袁可嘉一起，成为体现“九叶”诗派诗歌美学主张的诗论家。１９４８年１...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简论四十年代“九叶”诗派创作

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诗坛,有九位年轻诗人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经常在进步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上发表忧时伤世、反映国统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诗篇,着力开拓新诗表现社会人生的智慧风采.在他们各自的诗作与诗论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流派特色,他们既坚持了新诗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一贯主张,又力求使人民心志与个人情感     

“诗是经验” ——论里尔克的诗学观

里尔克明确指出：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里尔克的言说意味着告别传统浪漫主义诗学观和他自己早年诗歌创作的方式。但在这种“告别”中,它又仍然保留了浪漫主义的作者本体论观念。里尔克对超主体心性的“经验”的推崇,与传统再现论有类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它不属于“再现”。“经验”的超对象性、超实体性、超概念性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范畴上领会;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激赏也正因此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