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构成其思想体系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统文化,他一方面主张解构儒学意识形态,主张汉字改革,批评旧医的不科学性,这些与新文化运动的取向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他本人对于孔子抱以极大的尊崇,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情有独钟。对于西方文化,蔡元培特别强调学习欧洲文化中的科学观点,所谓"欧化"就是"科学化"。学习西方文化最要紧的是"择善",择善的标准并无中外之别;融合中西文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欧化",也非保存"国粹";中西文化接触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消除冲突。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北大学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20年代醒狮派的文化保守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是刺激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原因。在醒狮派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醒狮派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醒狮派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醒狮派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心态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视域下的欧洲社会转型

在社会转型理论的视域下,社会转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宣告了中世纪神学统治时代的终结,成为欧洲社会转型的进发号和西方世界现代化的肇始点。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由后者独大实现了二元融合,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近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政治形态的形成、文艺事业的复兴繁荣和信仰世界的内在旨归,从而深远地导引着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走向、文化选择和价值重构,全方位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性格局。     

文学资源:从开放到封闭--论延安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与现代化

延安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是与其民族化、大众化实践密不可分的。整风前,延安文人对五四新文学、西方文学基本上持开放态度,这至少说明,以欧美现代化的尺度整体否定延安文学的现代化追求,是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整风后,延安文学在文学资源的借鉴上,出现了独尊传统文艺、特别是民间文艺的偏差,但这并不意味着延安文学现代性的丧失,后期延安的民族化、大众化实践,正是通过严格区分两种民族文化,以及以旧形式传播新思想的方式,来坚持其有别于欧美现代化传统的现代化价值取向的。     

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模式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背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强制的历史合理性相交织,必然引起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剧烈与持久.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的人格化代表--知识分子就在不断地探索调适中西文化的途径,文化传统主义、文化折衷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就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依次发展的三种价值选择模式,也是中国人整合西方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尝试.近代后期,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王国维、陈寅恪、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超越了这三种价值选择,在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合西方文化、建构中国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中国先进人士整合中西文化的理性价值选择.     

困惑的启蒙:鲁迅小说与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象征,鲁迅所从事的思想启蒙工作,集中反映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理解程度。然而,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巨大障碍,鲁迅与他同时代的启蒙精英,都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固有的本质产生了严重的主观“误读”。基于实用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导向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虽然倾向于西方,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传统,并使传统的儒学价值理念,借助于“西化”意识的外在表现形态,得到合理的继承和延续。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冯友兰《新事论》探究中西文化问题的思想价值

在<新事论>中,冯友兰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相结合.在他看来,现代化并不是西化或欧化;现代化也不只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类型转变,同时还要保留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这种思想超出了全盘西化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局限,为后人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全球化与中西文化冲突的价值取向

本文认为近代以来,伴随全球化,西方文化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渗透,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拒斥、被动接纳西方文化和中西文化会通三个逻辑阶段。本文以全球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三位一体”为最高价值标准,评析了中西文化冲突的三个阶段的价值取向。在中西文化冲突、磨擦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文化精华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精华的价值取向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可”;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也向西方文化渗透,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价值取向被西方文化“认可”,并以统一的价值取向,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会通和创造性运用。     

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

胡适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全盘西化”实为“全力西化”,是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手段而非目的。胡适并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其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是通过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经过“适者生存”法则的选择,最终建立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从中西文化冲突看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探索

本文从中国的人本主义与西方的宗教有神论这一根本文化冲突出发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认为这一探索过程包括融合中西、西化和超越中西三个阶段,重点探讨了其发展演变规律及造成中国的现代化屡受挫折的文化根源.     

从梁启超文化思想变迁看中国文化前景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与多变的时代一样，其文化思想也几经变迁，他处心积虑几十年探索中西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给后人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思考。中国文化的前景必然是选择现代化，一方面它将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且毫无条件地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综合与再铸。     

从历史出发：探索法制近代化之路——论张晋藩先生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研究与贡献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法制近代化是法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张晋藩先生在厘清近代化与西方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法制近代的可能性及其必然性作出了深刻研究。     

政治窘境中的隐逸选择--郁达夫迁杭之举探论

1933年 4月郁达夫举家迁杭出于家庭、政治和其本人精神意趣三重原因 ,它是郁氏在遭受左右夹击的政治窘境中被迫进行的政治规避 ,同时更是其主动的文化选择———选择隐逸。这一选择具有合乎郁氏情性逻辑的必然性 ,也表现出中西隐逸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合流 ,体现着中西交融的新文化特质     

试论胡适文化观的实质与意义

胡适的文化观体现着强烈的现代意识 ,但它并非完全抹杀文化的民族性。正是出于对文化惰性的强烈意识 ,胡适主张以“全盘西化”的宣传坐收中西融合的效果 ,以实现中国的充分现代化。无论从自发的、还是从自觉的层次 ,胡适的文化重建思想及工作都受到了传统“文化惰性”的影响。他的文化观思想的得失启示我们 ,在当代中国特色文化的建构中 ,要正视传统文化不可抛却的事实 ,在中西文化的对比、对话和对治中 ,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换。     

从现代科学技术看中医存废之争

中医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从俞樾的《废医论》到余云岫的“改造中医”,再到现在有些学者说“中医是伪科学”,历时已逾百年。由于“废除中医论”者坚持的论据——“中医不科学”,纠缠着传统文化、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三个因素,因而论争双方各执一端。本文一方面指出“废除中医”的论点是荒谬的,另一方面指出,必须致力于中医现代化,才能最终破解“中医不科学”的质疑,最后提出,当前这场中医存废之争,实质上是近一百年来中西文化论战、现代化与西方化论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它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关系到中医现代化的命运与前途,需要严肃、认真的对待。     

近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内涵及其话语策略

近代以来,有两种现代性话语在清末和五四前后传进中国。一种是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即以一般的西化、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两者皆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性话语而接受和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使其揉进和变成本国话语,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进行结构与秩序的重新阐释、组织和叙事,从而达到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革命建国的现代性目的。     

透析文化翻译与翻译中的文化渗透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二者关系密切.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 也涉及文化问题,现今翻译被认为是一种以跨文化活动为目的活动.因此,翻译研究无疑应置于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之下.而所谓的文化翻译就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结构"与"超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日本现代化与中国

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受古代中国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日本形成了对于外来文化的心理和态度:主动学习,全面引进;选择、改造,自成体系。这为日本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认识的基础和思维的方法。近代中国的失败对日本起了警世作用,中国一方面成为日本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屏障,另一方面又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对中国的掠夺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