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幸福问题是主题性的问题,并且与善、德性等问题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在他看来,善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而至善即是幸福,幸福同时又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并且合于理智德性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总的来讲,幸福是生活优裕、行为优良的统一,是完满、自足的生活.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

"善"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至善和幸福。在他看来,"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中,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即至善,那就是幸福。人的合乎"善"的行为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承认、尊重万物的目的并追求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解与描述目的是指导人们能过上一种合乎德行的幸福生活。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人的幸福是合乎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只有合乎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幸福是最好、最高尚、最快乐的活动.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之意蕴

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人之功能的最大实现;幸福本身即是完满的、自足的、固有的、本己的,且难于被剥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本质在于德性,而有德的实践活动是通达幸福之途。围绕着幸福,亚里士多德着重论述了它与善、最高善、外在善、德性、思辩、中道、快乐等的相互关联与有机作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过于理想化,过于“圣化”,过分被渲染成难以达至,有了些许“阳春白雪”的味道;但对于我们而言,其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客观的且有益的人生感悟与幸福感言,是可以触及的。     

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两种论证思路及相互关系

亚里士多德对"善"的阐述是从目的性和功能性两条路径来展开的。在目的性论证中,他将"善"界定为人们所欲求的目的,如果仅从欲望这一角度来理解"善",一般的"善"和具体境遇下对我而言的"善"就会存在分裂的可能。在功能性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将"善"的本质表述为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用德性限定了欲望的合理性,使对我而言的主观准则上升为绝对的客观法则。通过德性中道,人们维护了合理的欲望,并免于成为他人的手段而保证了自己的目的性;相应地,也促使个人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尊重他人的合理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德性与善也就有了内在的关联,"目的善"与"功能善"也就达到了完全契合。     

论亚里士多德的善观念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主要探讨的是属人的善,而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涵盖了不同的善,但它们也有层次之分,首先,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沉思,其次是实践德性的善,再次就是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古代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哲学,而不是狭义的道德哲学,为了克服现代以义务规范为核心的伦理学的狭隘化,有必要恢复古代伦理学对于善的更广泛的思考。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幸福问题是个万古常新的伦理学问题,许多哲学家都对“幸福”问题有过阐述,亚里士多德汲取了梭伦、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哲学家关于幸福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幸福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幸福就是中道,幸福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的,这些论述告诫人们,幸福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幸福就是思辨的生活,幸福应该遵循“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原则。本文试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来源、内容及对当代生活的启示三个方面来阐述笔者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     

康德论德性与幸福的因果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待幸福采取了一种＂先抑后扬＂的思路。在道德法则和德性的概念中,单纯基于自爱的幸福绝不构成意志的规定根据,但它毕竟可以作为德性的结果而被统摄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至善对象中。这种作为德性结果的幸福就是配享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从每个人自我的角度去促成的,而是从人们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道德法则要求每个人将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德性目的来追求,促成他人的幸福就是合乎理性的和具有德性的,仅仅基于自爱去促成自己的幸福就是不合理的。     

善与幸福——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

功利主义把人的一切行为归因于利益,这不但与人性本善的美好愿望相悖,而且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康德提出德性伦理学与之抗衡,却失之于曲高和寡,于是,他提出至善论,企图把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进行综合。构成至善的善和幸福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二者的契合必须靠上帝来保障。至善并没有因为其中包含幸福而使自己易于被接受,反而因为掺入了经验的因素遭受指责。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