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意象派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解

二十世纪初,现代英美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忽然产生了兴趣,这自然有个人审美趣味上的偶合因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意象主义诗人似乎在中国古典诗中找到了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换言之,他们所醉心的乃是中国古典诗的“意象”技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意象派所标举的“意象”,与中国古典诗的意象在本质上是似是而非的。对最先受意象派主将庞德所注目的李白与王维这两位诗人中的任何一位诗人进行意象分析,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从艺术创造的角度看,后者更醉心于意象的经营,所拥有的意象世界更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在这里我们选择了王维诗的意象世界。     

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及英译问题探析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也是古诗的审美评价标准。本文从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探讨汉诗英译过程中诗意的转换问题,认为用英语进行“再创造”,重现原诗的意象或意境,是汉诗英译的关键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译者的诗学修养、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实现“诗人译诗”或“以诗译诗”。     

同质因素异质血缘──意象在中外诗歌中的发展轨迹与生态考查

“意象”的概念在中外文论史及文艺作品的实际运用中早已有之。但真正使它引起人们关注并研究进而发展成为诗歌创作乃至许多别的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手法，则应归功于本世纪初在英美兴起的意象派诗歌运动。意象派诗歌运动是一次有目的有纲领的诗歌运动。它已被公认为是西方现代诗歌的源头。意象派是从哪里找到“意象”这一诗歌创作的武器的呢？据意象派诗人宣称：他们得益于中国古典诗的启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寻找推动力。”“中国古典诗歌整个地浸泡在意象中，是意象的典范。”“正…     

唐五代岭南诗歌的“蛇”意象——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岭南诗歌比较简

“蛇”意象是独具岭南特色的动物意象。“蛇”意象在岭南诗歌中多次出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蛇”意象的审视角度与态度都不同。通过对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两大群体诗作中“蛇”意象的比较，分析其差异点，并探究其中的原因。     

论李金发诗歌的古典意蕴

李金发是公认的中国象征派诗歌的鼻祖。大多数论者认为 ,李金发的诗“远离了民族的传统而走上了完全欧化的一路” ,却对李诗中俯拾即是的古典意象、古典格调视而不见。其实 ,李金发主观上并不忽视“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 ,而是力主将中西方文化“试为沟通”。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中国文人。李金发的诗之所以晦涩难懂 ,原因有两个 :一是“食洋不化” ,二是他的“中文”底子并不厚实。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认知机制的解读

古典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意象图式以及隐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考察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这首诗所蕴含的意象、意象图式及其隐喻,旨在揭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背后的认知机制,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这首诗中所隐含的隐喻以及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同时也为古典诗词的赏析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无常与恒常——朱英诞《山居》论析

《山居》一诗中,朱英诞将中国古典意象与现代诗艺契合在一起。从内容上来看,诗歌古今意象发生碰撞,增添了古典意象的现代审美内涵;在意象运思方式上,诗人运用现代诗歌中注重暗示和隐喻的表达方式来组织传统意象,使诗歌笼罩着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朱英诞的诗歌有三种结构形式,这首诗采用了廊庑式结构,呈现出较完整的建筑之美。诗歌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在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中,关于永恒与瞬间、无常与恒常的思考以及对真理的探索。     

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中的黄昏意象

“黄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经典自然意象,在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20年代诗歌作品中频频出现。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各类社会运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投射在新诗作品中,便呈现出“朝阳”与“黑夜”这两大意象的对立。这种狂热的社会氛围使得因在外留学而与当时社会产生一定隔膜的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们难以彻底融入其中。“黄昏”作为白天与黑夜的过渡时间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伤感颓废色彩。这与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的情感意蕴不谋而合。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在对中国古典“黄昏”意象进行继承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象征主义颓废诗风,并结合个人的现代感受和人生经历对该意象进行改造。这一改造体现出当时诗人对新世纪到来的焦虑和对时间静止的渴望,“黄昏”意象也由此成为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中一种具有时间意识和现代意味的诗性载体。     

卞之琳早期诗歌意象初探

卞之琳早期诗歌意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化用来的意象，第二类是从西方现代诗歌中化用来的意象，第三类也是从西方诗歌意象改造过来的，但它们往往有中西两个源头。卞之琳诗的意象朦胧，但不晦涩。诗人将“现代的倩绪”外化为意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现代主义技巧和手法。     

浅谈汉诗英译中的意象及再现

诗歌是一种精炼而感人的文学形式,十分讲求形象思维,长于用简洁的语言和新颖生动的形象来描摹景物,抒发感情。在诗歌的创作和鉴赏中,意象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意象(imase)是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筛选,再融入诗人的思想感情,用语言媒介表现出来的形象,是主观的意(情感)和客观的象(景物)的有机结合。诗的解读,是从意象开始的。一首诗的意象往往可以分为两种,即广义的意象和狭义的意象。广义的意象是指整首诗烘托出的总意象,狭义的意象则指诗中的个别语词意象,而这些个别语词意象多是为总意象服务的。 诗人的情思,要通过意象的选取和组合才能实现。古代诗人王昌龄《诗格中说》的“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是说意象是一种主客观结合的产物。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强调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大诗人,在创造鲜明新颖的艺术形象上,无不精心推敲,孜孜以求,以期达到“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境界。在西方,意象派主帅,诗人庞德说:“意象是在一瞬间呈现出理智和感情的复合体的东西”,他强调:“一个人与其写万卷书,还不如一生只呈现一种意象”。克罗齐也认为“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开意象,或是意象离开情趣,都不能成立。”可见,“意象”     

杨贵妃所嗜荔枝贡地考辨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喜吃荔枝的绝世佳人。但是,正史中并未确载杨贵妃所嗜荔枝之贡地,以致自宋以降便出现了岭南和涪州两地之说。宋人苏东坡《荔枝叹》、乐史《太平寰宇记》等持涪州说,而元、明、清时期的地理志、野史笔记、荔枝谱记也多持此说。但是,唐人杜甫《病橘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则持岭南说。通过梳理和考辨史料,结合实地踏勘,认定涪州当为主要贡地,理由有三：一则唐时涪州盛产之荔枝并不亚于岭南;二则涪州至长安仅二千多里而岭南至长安则四、五千里,利于保鲜和节约开销;三则作为蜀人的杨玉环在成为玄宗宠妃后倍思家乡荔枝乃人之常情。当然,由于杨贵妃的侍宠和名相张九龄的宣扬,岭南亦有过贡献的尝试。     

基于信任特征的荔农营销渠道构建研究

渠道制胜是现代市场营销的新观念.通过对广东省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荔农的入户抽样调查,发现导致其荔枝增产不增收的关键因素在于渠道单一、组织松散、冲突频繁且缺乏促使相互信任产生的交流沟通平台等方面.为此,从加强荔农教育着手,通过创新种植模式、加大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搭建信息交流平台等措施,尝试构建了基于信任特征的荔农营销渠道.     

荔枝鲜果汁发酵果酒工艺研究

荔枝全汁发酵果酒是采用优质鲜荔枝为原料,经去壳、去核、破碎、榨汁、灭菌发酵、陈酿等工艺酿制而成的新型果酒.研究证明,该果酒的最佳发酵条件为:接种葡萄酒酵母5%,发酵pH值3.5,发酵时间为(8-10)d,发酵温度为(22-25)℃.成品果色泽淡黄、清亮透明、荔香馥郁、醇和适口,酒精度11度,营养丰富,典型性突出.     

果利达植物调节剂在荔枝生产上的应用研究

应用湛江师院研制的果利达植物调节剂,对荔枝进行了初步应用试验,结果表明:(1) 果利达植物调节剂可以提高荔枝座果率,其中果利达3 # 效果最好,于盛花期使用40 、20 、10 和5ppm ,穗平均座果率分别比对照提高6 .6 % 、94 .6 % 、37 .6 % 和148 .6 % ;(2) 果利达调节剂用于荔枝,较低浓度(10 、5ppm) 座果效果比较高浓度(40ppm) 好;落花期用药比盛花期用药效果好,两次用药比一次用药效果好;(3) 在荔枝上应用果利达调节剂40 、20 、10 、5ppm ,使荔枝果实增大,平均单果重比对照分别提高17 .43 % 、5 .8 % 、10 .8 % 和20 .7 % ,两次用药平均单果重提高55 .3 % ,可食部分百分含量也有所提高.     

乌克兰国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研究

乌克兰不同年龄、身份、文化程度、职业的公民心目中,中国在中国崛起、传统文化形象等方面呈现出良好的积极正面形象,但在社会稳定、环保、中国制造、公民形象等方面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形象,反映出中国形象在海外塑造的路径、深度和内容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中国应当加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和内容,完善人才合作培养的规模和深度,增强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功能,提高中国公民素质,打造“中国制造品牌”。     

主体的眼睛:美国戏剧的中国形象谱系

自18世纪中期以来就出现在美国舞台上的中国形象是多面、驳杂的,但从总体上看,一直徘徊在低劣和美好的两极之间。美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都在不同的尺度上强调其"真实",但它们与现实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只是美国文化对于他者的想象和表述。美国戏剧通过表述、展示有关中国形象的种种"奇观"并凸显与美国的差异,履行了对美国文化主体的自身认同功能,也暗示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焦虑和欲望。     

评价理论视阈下中国形象在《时代》中的演变

中国当前的国家形象与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很难匹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塑造的结果。以WordSmith 4.0为检索工具，在Time Magazine Corpus子库（1949.10～2007.12）中检索描述China特征和身份的关系过程小句，并综合评价系统中的态度系统和介入系统对这些小句标注并归纳其评价极性，发现中国形象在《时代》杂志中经历了1949～1969时期非常负面，20世纪70年代偏正面，80、90年代略呈负面到2000年以后压倒性正面的变化。通过考察美中关系史发现，《时代》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形象的历时演变本质上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调整的结果。      

文化转型初期的一种中国想象——论《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的中国形象塑造

在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期,陈季同描述的'家庭中国'、辜鸿铭塑造的'道德中国'以及林语堂想象的审美化的'人文中国',向西方展示了一种价值中国的形象,这是对文化转型时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一回应的特殊之处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这些中国形象都隐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理念的认同,是通过中国人建构中国形象而参与到西方中国想象的话语谱系之中;另一方面,它是以中国自身的形象建构表现出对西方中国想象的反拨与重建,明显地带有对西方问题的思考和想象,由此形成了中国形象与西方中国想象以及与西方自身想象的一种对话关系,这不仅可以改变西方原本存在的中国想象,也能够让西方世界从对话的场域中重新发现自己。     

纪录片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以“中国梦”影像作品为例

纪录影像是引导人们直接进入现实的工具,具备建构文化形象的能力。“中国梦”作为近几年主流媒体主张并强力宣传的文化符号,其纪录影像作品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如创作观念保守、叙事模式单一、视听语言程式化等问题。本文结合当下“中国梦”纪录影像传播中的具体实例,从更新创作观念、讲究叙事技巧、巧用影像语言等方面探寻纪录片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优化等论题。     

中西有关“中国形象”话语互动探析

西方不断"创新"并主导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中国被动反应,创建与主导话语的能力不足。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负面话语背后隐含一定程度的"受害者情结"。中国对西方话语的反驳感性与理性并举,但语气与方式略显生硬。目前,中西话语互动存在攻击—辩解以及恐惧—愤怒两对恶性循环。赢得"中国形象"话语权,中国需要增强自信心,打破攻击—辩解以及恐惧—愤怒的恶性循环。中国还要主动建构"中国形象"新话语,注意改进话语表达方式。总之,"中国形象"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包括心态、战略与行为调整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