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俗字避讳试论

唐代避讳以形体的改变为重点。俗字的流行促使帝王名讳用字的规避范围逐渐扩展到俗字 ,不仅讳字的俗写字形要避讳 ,形体上与讳字有关联的部分俗字也在避讳之列 ,从而产生了唐代特有的俗字避讳现象。从根本上说 ,这是避讳制度与俗字形体同时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必然产物。北宋以后 ,伴随着避讳重点的转移、雕版印刷的盛行 ,俗字避讳失去了产生条件 ,最终趋于消亡。     

俗字在日本的传播研究

现行日本汉字,主要指2010年改定《常用汉字表》中的2136个汉字,也指2002年日本规格协会制定的10040个JIS汉字。从汉字变异角度看,其中包括大量的汉语俗字,如变体俗字、扩散性俗字、佚存俗字,也包括一部分和制异体字。考察日本俗字变迁史,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字选择与趋向,纠正现行辞书对日本俗字的不当判定,这对于近代汉字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宋元以来俗字谱》俗字类型考察

《宋元以来俗字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刘复、李家瑞合编的一部断代俗文字编.该书俗字字形丰富,常见简体俗字、草体俗字、繁化俗字、部件移位字、书写变异字、古体俗字、音近借用字七种类型.其中简体俗字数量接近九成,这使得该书的俗字收录极为不均衡,并不能客观反映出那个时代俗字使用的实际情况,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丰富的简俗字形也成为该书最富有价值的内容.     

徽州俗字成因探微

徽州俗字来自于徽州古文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复杂的文化因素。对徽州俗字进行研究对徽学、文字学都有重要的意义。徽州俗字的产生,既有一般社会历史因素,也有缘于行业用途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有的书写变异。     

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字形之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敦煌俗字产生年代起于西晋延至北宋初年（咸平五年）,其中大部分俗字产生于唐五代时期。宋本《玉篇》是中古到唐宋时期历史汉字汇集之大成者,对其间各个时间层次的历史汉字进行了定型规范,其中亦收录一百多个俗字。本文以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为例,通过俗字字形再现的方式,从笔画、构件、造字模式三个层面考察两者在字形方面的差异,总结差异规律,并探寻差异原因之所在。宋本《玉篇》作为传统正字学字书所具有的规范性,决定了其在收录俗字字形方面的不全面性。宋本《玉篇》是与传统的正字学一脉相承的,这就说明其主要任务在于收录规范社会用字的正字。而魏晋六朝社会用字混乱的状况亦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规范＂行动。敦煌文献并不仅仅只有佛经文献,亦有许多通俗变文、蒙童识字读物、账本等,而其书写者的身份和地位更是庞杂繁多,使得敦煌俗字字形繁复多样,由此导致其与字形单一的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写本文字是手写文字,相对于印刷文字在字形上有着比较大的随意性。而＂写本时期＂正处于汉字书写无定格,讹俗随发,形体混乱至极之时,这时的俗字既有继承沿用,又有创新与罢用,每每具有其时代特色。于是作为写本文字之一的敦煌俗字便具有了较大的随意性与独特的时代性,由此形成与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     

21世纪以来研究敦煌俗字的硕士论文综述

21世纪以来,随着敦煌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国内俗字研究也呈现出繁荣景象。本文选取研究敦煌俗字具有代表性的13篇硕士论文作为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归纳。这些硕士论文主要是从俗字考辨、俗字类型的划分、俗字成因、俗字特点以及其他方面进行论述的,选取的研究材料较为广泛。但是,其在俗字类型划分、俗字特点总结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研究的广度主要集中在俗字划分类型、特点总结等方面,未免有些局限。     

略谈明清古籍俗字的释读

古籍中的俗字必须足够重视,不少地方直接关系到对古籍文本的语义理解。在俗字释读时,不能简单套用辞书的解释,要按俗字知识具体分析。注意俗字一字兼数职的情况 不能简单按现代汉语文字规范来迳改古籍 可以利用俗字学知识破解古籍疑难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俗字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观点各异。其中对敦煌俗字的研究主要是从俗字考辨、俗字类型之划分、俗字审辨方法（应注意的问题）、俗字发展的受限因素、俗字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等几方面展开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及取用的材料较为广泛，且研究手段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是在诸如俗字的分类、俗字传播的受限因素等问题上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研究视野也不够开阔，在材料的选用上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从隶变看俗字的产生

隶变是汉字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变化。它在使汉字更加简便、更有利于书写的同时 ,也直接导致了大批俗字的产生 ,我们把这些在隶变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俗字称为隶化俗字。这些俗字的产生不但是东汉后期俗字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中古甚至中古以后许多仍被人们使用的俗字也只有追溯到隶变才能找到其俗化的理据。本文拟从隶变的角度对俗字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俗字研究对敦煌本《本草经集注》的校勘价值举例

敦煌医学文献中俗字用例十分丰富,是敦煌俗字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却一直未能引起俗字研究相关学者的足够关注。敦煌医学文献的整理者则又很少会从俗字的角度进行考虑,以致在既往整理校勘成果中出现不少误录、误识俗字的现象。以敦煌龙530《本草经集注》残卷为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举例分析俗字研究对敦煌医学文献校勘的重要价值。     

从一篇东汉镇墓文看我国冥婚习俗

洛阳出土的朱书陶瓶上书写的镇墓文,透露出了冥婚的内容。冥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献记载很多。冥婚习俗扎根于我国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土壤之中,长期传承不衰,至今在各地仍有广泛分布,并在当代都市中发生某些变异。     

邵阳城步古苗文实地调查报告

在目前所见到的苗文材料之前,古代苗族是否有过文字,一直是不解之谜。最近,笔者在湖南邵阳城步丹口镇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100余处摩崖石刻。这些摩崖石刻上的文字与古文献资料、民间歌谣传说中的古苗文和明清城步苗族起义军曾广泛使用过的苗文字以及城步民间现仍在使用一些常用的苗文字极其相似。该石刻上的文字应该就是失传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字。因此,“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说法有待商榷。     

布依族古籍文献的分布研究

布依族古籍文献指以文字(方块布依字)为载体,抄写或印刷成书的典籍文献。布依族古籍文献藏量丰富,分布广泛。文章在布依族古籍文献的区域分布、馆藏分布、编目分布、出版分布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分布和代表性区域藏量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梳理出布依族古籍文献的分布与布依族人口分布、布依族语言使用和发展、布依族民间信仰、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基本一致四个方面的分布规律。     

论正、俗字的语境差异——以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为基础的考察

在具体梳理“衍”、“抛”、“澍”三个俗字意义的基础上,利用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进一步比较其与相对应的正字“行”、“挽”、“漂”的语境差异后发现：俗字“抛”、“澍”的义项与其正字“挽”、“漂”基本对应,“衍”则只对应于“行”的名词性语义;在具体运用时,俗字的出现频率也远没有正字高,它们一般出现在相对单一的语境中。     

经典：从民间向文献的转换——以“民间经典文化书系”为例

“民间经典文化书系”是民间文化研究和民间文献整理方面的新成果。收集撰著者把具有经典性质的宝贵的民间文化变成了可以手持阅读、以书籍形式流传与收藏的文献,在民间和文献之间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转换。一是集中展示古今民间经典文化的成果,二是有利于民间经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三是促使民间经典文化具体内容的体制定型,四是提升了民间经典文化原来素材的文化品位。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未识字考

大型字书《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海》中有很多音义不明的未识字,这些未识字大部分是从历代字韵书中辗转传抄下来的。历代字书在编纂时,对其中的未识字大都未详加考辨,只是简单地注上音未详、义未详或音义未详,极大地影响了字书的编纂质量。本文选取这两部字书中的17个义未详的未识字进行了考证,供未来的修订者参考。     

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

唐代墓志仍有不少讹混俗字待考。选取25例加以考释,认为“■”当是“因”字俗讹,“■”当是“周”字俗讹,“■”当是“旦”字俗讹,“■”当是“晷”字俗讹,“■”当是“折”字俗讹,“■”当是“郵”字俗讹,“■”当是“贊”字俗讹,“■”当是“雨”字俗讹,“■”当是“丹”字俗讹,“■”当是“逝”字俗讹,“■”当是“蠖”字俗讹,“■”当是“纏”字俗讹,“■”当是“予”字俗讹,“■”当是“峩”字俗讹,“■”当是“痛”字俗讹,“■”当是“砆”字俗讹,“■”当是“澂”字俗讹,“■”当是“群”字俗讹,“■”当是“挹”字俗讹,“■”当是“勝”字俗讹,“■”当是“八”字俗讹,“■”当是“鵷”字俗讹,“■”当是“顧”字俗讹,“■”当是“青”字俗讹,“■”当是“庶”字俗讹。     

俗字的理据性及其俗用现象分析

国家语委一再要求使用规范汉字,但是汉字俗用现象却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俗字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表现在很多俗字的书写是根据字义的暗示变换偏旁而成,属于一种对汉字构形的新的解释。合理的、被人们接受的俗字字释是汉字形义学的历史观点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