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再论清代顺天乡试特色

清代直隶省成为全国科举大省,从其乡试看颇具特色:顺天乡试与全国的会试共用一贡院,甚至皇帝亲临视察;顺天乡试考生要远远超出了直隶举子的范围,如全国的国子监贡监生等;顺天府的考官资质也远远高于其它省。从顺天贡院、顺天考生、顺天考官三个因子即可管窥顺天乡试的特色。     

清代的高龄考生

科举制度对于考生年龄并无限制，清代科考中，高龄考生进场考试的情况不少，由于清代优礼老人，留下了很多老人参加科举的逸事。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清代常州府宾兴研究

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从科举经费来说,宾兴既是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也是民间捐资助学、助考经费的统称。近年来对宾兴组织研究的相关论文多以清代江西省的宾兴组织、宾兴经费的来源及经费管理等问题为个案,间或涉及清代江苏省的有关宾兴事宜,但很少涉及江苏省所领八府之一的常州府的相关内容,也很少涉及整个科举应试过程中产生的各项费用开支细目。文章从清代江南省(江苏省)常州府不同时期的地方志入手,结合科举各级考试的程式,考察地方政府及民间助学、助考的公益行为与"毗陵独多才"关系。政府与民间重视教育经费,尤其是科举经费的投入,才催生常州府的科名之盛。     

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

“望族”因其社会影响的关系,一向在家族史中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提出“科举家族”才是清代真正的望族,主要利用《清代硃卷集成》中的科举家族世系与事迹资料,从家族教育、婚姻行为、师生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家族形成的人文环境。     

清代安徽鼎甲群体

清代安徽鼎甲人物共有21位,规模仅次于江苏与浙江两省,在清代科举格局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安徽鼎甲群体的变迁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最初的平台期到乾嘉时期的繁盛期,至晚清转向衰微。安徽鼎甲区域分布具有不均衡的趋势,鼎甲人物向安庆、徽州、宁国等科举发达地区集中,与进士的区域分布态势密切相关,又和进士中心县高度重叠。安徽鼎甲人物多有进士家族的背景,来源较为狭窄,其社会流动处于半封闭的状态。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探析

冒籍是清代科举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顺天府冒籍现象较为突出。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科举的繁兴、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京畿地区出现了大批流寓人口,他们通过寄籍顺天,参加科举考试,猎取科举名额,给京畿科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清代统治者通过稽查户籍、设立廪保、强化惩戒、严格审音等手段,严防科举过程中的冒籍现象,从而为广大士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科举环境,有利于科举秩序的稳定。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

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清代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赈济生员之银米来源、生员赈济之查报、发放,同居的直系亲属之赈济亦与齐民有别。但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饥荒期间,生员群体的操守遭遇严峻挑战。捏报、虚开贫生户数、口数、多领赈票,甚至“以不得赈为无能”、闹赈等现象的发生,表明不少生员已经难以成为道德的楷模,甚者更不惜沦落反面。进一步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功名出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晚清童生群体生活实态考察--以《南部档案》为支撑

清代,最底层科考士子童生作为失语者比附在科举行伍之列。大多数童生终其一生都难以仕进上达,学界对失语者童生关注不够,如何使失语者童生发出声音显得必要。《南部档案》中童生档案卷宗较多,从籍贯、住地、年龄、生计职业等方面可深描出晚清南部县童生群体生活的实态,同时对认知晚清南部县地方知识大有裨益。     

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是科举考试全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级考试.由于清代顺天为京师畿地,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其科举的特点是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表现为:顺天的乡试贡院也是全国的会试场所、乡试名额名列前茅、"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仍并且量刑过重,甚至科举改革也从顺天贡院开始.     

“自道真性情”的清代女诗人汪韫玉研究

清代女诗人汪韫玉的诗端庄沉厚、温雅婉丽、自道真性情,既继承了传统闺阁诗人的怀夫思远主题,同时又有所超越,反映了一种通澈达观的人生态度。汪韫玉的诗能被刊刻流传至今,反映了徽州地区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对诗人的影响,也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士人对女性诗人的关注与宽容。     

清代盐商笔下的汉口镇

清代徽商出自学术之邦,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徽商的主体和代表是盐商,他们与江浙的盐商同样溯江而上,往来于维扬与川陕之间。他们热爱汉口的大市场和城市山水,写下了很多描写汉口城市的诗文。本文依据清代盐商范锴《汉口丛谈》的记载,着重反映了这些盐商的儒雅风范,同时也为读者展现了这些盐商描绘的有关汉口镇的市场、街道、山水、名胜、人文景观的美丽历史画卷。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宾兴研究与科举学

"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从科举起源来说,宾兴曾是广义科举制最早的源头;从科举典礼来说,宾兴礼的出现使科举典礼系统与科举制度分级相互呼应;从科举经费来说,宾兴既是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也是民间捐资助考经费的统称;从科举社会研究来说,宾兴作为古代教育第三部门,为研究者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综合性角度对科举社会进行剖析,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清代举子中式的平均年龄研究

从《清代卷集成》考生的履历计算举子中式贡生、举人、贡士(进士)的平均年龄。根据年龄与人们的智力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出科举考试包含着一种考查人们智力的成分,并非全靠死记硬背就能奏效的新认识。     

晚清时期日本学者的两部中国西南纪行

晚清时期,不少日本人基于各种目的来到中国西南考察游历,撰写了不少西南纪行或调查报告。《栈云峡雨日记》和《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是近代El本人西南纪行中独具特色的两本,分别由近代最早踏入西南大地的竹添光鸿和唯一一位以少数民族为调查中心的鸟居龙藏撰写,游记不仅为今天的西南近代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同时对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认知变迁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