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性范畴的嬗变

“公共性”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它就被看作是实现民主社会的重要条件.不过,此时的公共性范畴尚显稚嫩.只是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实现了语言学转换之后,公共性的内涵才被完全发掘出来.公共性在这期间经历了微妙的转变:从对话到交往;从批判到建构;从一元到多元.成熟的公共性在建构商议型民主社会、实现世界一体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范导作用.     

网络协商民主研究的三维视角

网络协商民主研究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从定位来看,网络协商民主作为一项适应网络社会发展要求的实践探索,既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嵌入了网络舆情合理性表达的独立系统。从经验归纳的角度来看,中国网络协商民主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和多样性,正是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的具体体现。从机制建构的角度来看,根据网络协商民主工作机制与网络舆情合理性表达机制在运行环节上的对应性和互动关系,我们可以构建理想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用于指导实践。     

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从网络问政看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延伸

2009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走进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早在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就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指出互联网是"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非常关注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最高领导人此举无疑是开启了中国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的新时代.本文旨在通过对哈贝马斯经典理论"公共领域"与中国当前民主进程中网络所起作用的重新阐释,在网络社会既已崛起的语境中探讨网络该以何种方式构建和延伸.     

宪政民主的试金石:预算审议的程序控制

现代国家的公共预算目标,内在统一了立宪主义所涵括的民主和法治理念,其实现对规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有着重要价值.作为宪政民主试金石的预算审议,不仅构成了公共预算的核心内容,而且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晚近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其建制化双轨制协商模式成为预算审议程序控制的民主路径.立足我国国情完善预算审议制度,在规范层面应健全预算法律体系;在制度层面应着重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社会结构层面应培育和发展公共领域,促进公民有序参与预算.     

BBS的信息传播与政治民主

网络社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环境和交流空间,而BBS(网络论坛)则给网民营造了一个群体交往的新空间。BBS的信息传播扩大了公民参与政治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在BBS中,人们可以便捷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意见反映变得更加敏感,参与方式更加直接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BBS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BBS上的舆论已经逐渐产生对公权力的监督功能,在BBS上形成的团体已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试论协商民主的正向功能及其实践困境

协商民主的兴起与20世纪后半期的参与革命及新社会运动密不可分,而从中又折射出了民众对西方代议制实践的不满.总体而言,协商民主有助于增强政府统治合法性、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促进多元社会的相互理解及培育公共精神.然而在实践中协商民主追求单一共识的做法会造成对差异的压制,对协商能力的要求会强化权势集团在决策中的影响,对理性观点的偏爱会使感性、激情和极端的观点受到排斥,而且过于理想化的程序规定也使其难以有效推广.     

公共决策中的利益集团冲突及其控制

当代中国公共决策中的利益集团冲突日趋明显,这些冲突对公共决策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协商民主理论和由此发展出的利益集团协商解决冲突理论提出了一种通过协商、对话、妥协解决决策中利益集团冲突的策略.其与中国现实的契合性表明其可以成为控制公共决策中利益集团冲突的可行策略选择.根据这一策略提出一系列控制利益集团冲突的具体路径.     

论协商民主视野中的学校教育

协商民主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它代表了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的产生与多元文化背景有关,它有着自己的内在价值,对当今学校教育有诸多启示:(1)克服学校管理中的威权主义,鼓励教育主体积极参与民主决策;(2)通过学校民主教育,培养民主公民;(3)通过协商对话,形成民主共同体的课堂生态文化;(4)构建协商课程。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逐渐迈入深水区进入到了攻坚期,改革举步维艰。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来探讨我国民主政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形式,加快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实践形式的一大创新,对于保证国家安定和长治久安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有重要作用。     

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商民主诉求及其价值

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统一的连续谱,其治理面临着风险防范、危机克服、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者参与、责任控制等诸多难题.在应对风险与危机的挑战中,一方面要求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另一方面,也更强调政治控制、民主控制的必要性.协商民主理论回应了这一治理要求,它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和界定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公共危机,促进反思性决策,提高治理的责任,拓展真实的民主.     

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改变了代议制民主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重新强调公民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强调在社会政治层面加强公民与团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追求和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作出合法决策。从某种意义而言,协商民主理论似乎可以为公共治理应对困境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协商治理: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中国式的协商治理模式,因为协商治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以中国式民主即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要实现以协商治理为目标模式的公共治理,必须深化改革,以期实现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参与的协调共治体制;理顺政府内部的职能关系,完善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共治体制.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及中西协商民主比较

西方协商民主作为近年来国内外政治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其一般内涵是指通过引导公民参与立法和决策,尽可能达成普遍的共识。其实质是引导公民在协商的过程中培育出公共生活的美德进而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通过对协商民主内涵的考察,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其理论渊源之所在。另外,由于国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原因,中西协商民主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也是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法治：协商民主内在价值诉求

推进协商民主法治化既是我国政治民主的需要,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存在的基础。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样态的人民政协作用突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协商民主运行的规范性已不敷所需,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法治在保障协商民主顺利运行的同时,也急需协商民主助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协商民主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路径选择,法治为协商民主提供法律支持。     

程序主义民主与公共领域的现实重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及其启示

按照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商议民主包含了两个核心的要素,一是制度化的商谈机制,一是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机制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保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在其中得到表达.为此,商谈的程序必须按照论辩的逻辑来制定.制度化的商谈只是解决问题的机制,而发现问题则要依靠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非制度化的商谈还是一切制度和法规的合法性来源.然而非制度化的商谈不是在理想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存在着交流赖以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是要调节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从而使公共领域的自由交流得以进行.     

浅议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具有合法性、理性、公开性、责任性特征。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决策的合法化、培养了公共精神、促进了不同文化问的理解。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达成共识、关注公共利益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制度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协商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进行理性参与进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它遵循民主治理的理念,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因此协商治理的出现是一种治理的民主范式变革,并以此区分于其他公共治理范式。协商治理在现实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与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基于实践中民主治理的需求以及特有的治理理念,协商治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治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