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及战略取向

治理腐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量相关实践规律和条件因素,既从整体布局上建构协同性腐败治理体系,又在常态化实践中催生持续性廉洁增量,实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目标。理解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政道逻辑,明确全面从严治党及全面治理腐败的逻辑。在攻坚克难之际,从学理上澄清质疑中国政府反腐败"彻底性"的若干错误思潮,有助于总体把握"全面治理"的战略布局和"从严治理"的战略要求,从整体上构建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     

权力商品化的若干表现形式及其防范

公共权力作为保障公共福祉的公共资源,决定着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由于受官本位思维和权力消费观念的驱使,个别党员干部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政治生活,使得公共权力商品化,进而引发权力交易等腐败现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理腐败,以制度反腐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着力强化制度授权和依法用权的规则意识,防范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生活、侵蚀政治生态。为此,必须从学理上厘清公共权力的职能边界和商品交换原则的适用范围,着力在从政理念、规则意识、过程监管方面进行制度化的边界规约。     

善治——遏制政治腐败的制度创新

腐败已成为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政治顽疾,社会各界在不断地探索着反腐败的制度创新之路。善治,作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适应了新型治理结构的需要,它所倡导的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等价值理念,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理腐败。依靠善治反腐败,是我国现阶段可供选择的反腐新思路。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腐败治理制度研究

腐败是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反腐倡廉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腐败现象呈现出新的特点,腐败的治理变得尤为重要。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为辅助,以探求腐败利益链为切入点,紧紧围绕国情,以选择控制源头为重点,构建一套集训诫、惩治和预防功能为一体的制度体系。     

关于反腐败的几点思考

腐败如长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一块恶性肿瘤,时刻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为此,党中央把反腐败当作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提出“在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目标。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要从产生腐败的根源上着手进行治理,铲除产生腐败的条件和土壤。一、腐败的中心是权力腐败近年来,腐败已经侵蚀着社会各个领域。从前段反腐斗争的成果来看,腐败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     

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力治理——腐败治理的制度伦理向度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不仅仅指公权力,权力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权力的滥用也会导致社会腐败.从权力生成的社会根源上看,治理权力的滥用不是权利与权力的划界问题,它们也不可能划界,需要划界的是公权力与私权力.从民主治理腐败的视角,在权力的社会关系中,界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各自的运行轨道,防止它们并轨运行,是治理权力滥用的有效图式.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权力、腐败与道德

权力带来了腐败 ,腐败已经成为毒害全人类的“政治瘟疫”。形形色色的腐败问题 ,严重威胁着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腐败的道德根源在于官德的失范。本文着重从道德的角度探讨对腐败的治理。     

腐败治理：基于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的考察展望

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范畴中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转型与政治安全变迁紧密互动,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历经在运动式治理中依靠群众力量反对腐败,在制度化治理中依靠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在善治型治理中依靠一体推进反对腐败,保持了一以贯之建设清廉政治的行动自觉。新时代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应高度警惕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挑战,特别是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必须坚持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重要前提、以赢得人民信任为价值取向、以“三不”一体推进为实践逻辑、以做实党内监督为根本支撑,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断超越“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论政治廉洁与腐败治理

在我国若要廉洁政治和治理腐败就必须确保党对国家领导权实现的方式科学化与法治化 ,并将其与国家职能实现的三维权力实施剥离 ;还须确保国家机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独立化与效率性 ;对权力行为监督必须体现为严谨性与社会化 ,实效性与制度化 ;政治廉洁还必须在于干部选拔任用上的严格化和唯贤而举 ,治理腐败必须从严治党与从严治吏相结合。如此 ,廉洁政治与治理腐败才能最大程度收到实效     

治理村干部腐败的制度视角:基本思路与措施

村干部腐败呈现出制度性特征。有效治理村干部腐败需要不断充实治理村干部腐败的知识储备,全面梳理村干部腐败的各种类型,分析各种村干部腐败产生的原因,研究、探讨古今中外治理腐败的各种药方。可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制度的实施机制、完善村民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加强权力约束机制、整合反腐败机构、完善村干部管理制度等措施来治理村干部腐败。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权力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透视

“权力腐败”是一种出于私利而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它是世界各国政治机体中普遍存在的毒瘤,直接威胁着全球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权力腐败的直接内在原因,从心理的层面上透视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治理各种权力腐败现象。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可分为集体腐败、群体腐败和个人腐败。权力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在最终作出腐败行为以及在整个社会上导致腐败现象严重恶化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它通过心理互动、心理沟通,使各种消极的社会心态和腐朽思想不断滋生蔓延,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尺度和社会心理环境。因此,要把反腐败斗争落到实处,必须注意消除种种导致腐败行为最终发生的“腐败心理”。     

国有企业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是稳定国民经济、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确保国家战略产业与资源安全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诸种因素共同作用,国有企业成为腐败高发重点领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因此,把握国有企业腐败的现状,找到国有企业腐败的发生机理,进而探究国有企业腐败的规律,对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对策至关重要.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活动的影响

目前,大量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它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部分经济、社会问题,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统一,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助长了腐败行为,造成了环境污染,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强监管,趋利避害.     

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政治分析

社会中介组织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近年来,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它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对于政府机构改革、政治民主化以及治理腐败等均有积极意义。     

区块链赋能新时代腐败治理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信息不对称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成因,腐败治理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当前我国反腐工作面临信息来源碎片化、可信度低、查证成本高、缺乏统一规范、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腐败治理的效率.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开放透明的扁平化的信息传输体系,能够实现价值传输的泛化管控.合理运用区块链,能提高监督效用,打造"不敢腐"的监督利器;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建设"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全社会联动,开展"不想腐"的廉政教育.区块链在腐败治理领域中的有效运用还需一系列支撑条件,重点是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健全法规制度保障、清除利益与观念障碍等.     

将反腐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新加坡的基本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历程可以发现,新加坡并不单一地治理腐败,而是将整个腐败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治理来推动腐败治理。从国家治理视域来看,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基本经验在于政党自律、政府廉能和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考量与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及做法,我国治理腐败的对策有:通过提高执政党对腐败治理的领导力,加强腐败治理权威性;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推进腐败治理方式法治化;提升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构筑腐败治理的文化基石。     

反腐是治党强国万策之本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针对中国腐败形势,深入论述了腐败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分析了中国社会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国外反腐败经验,提出了治理腐败的几点建议.     

创新体制优化预防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

我国转型时期的腐败大多为体制性腐败,预防腐败必须创新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今天,体制创新的重心也应转向政治领域。重点要理顺国家权力体制,规范国家权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反腐工作的效能和合力。通过优化宏观制度环境,更好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