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下的语言治理：内涵、困境与路径

语言治理法治化是指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对语言进行法治化治理,语言治理法治化是涉及语言因素的法治化公共事务治理,具有法治性和公共性特点。语言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体现在法治与语言、语言与治理、法治与治理之间的关系上。语言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体现在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备性、语言主体依法管理监督的不充分性、语言治理客体依法参与的不适应性。语言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体现在构建主体多元的语言治理法治化体系、提升系统综合的语言治理法治化能力、创新科学多样的语言治理法治化方式、营造和谐健康的语言治理法治化环境。     

从全球治理看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实践难题及法治困境

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各国国家利益角力的重要方面。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模式经历了互联网治理、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和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模式的更迭,逐步达成了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需要推进国际合作的共识。网络空间的组织架构具有开放性和无中心的特点,这与全球治理模式相契合。正如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规则需求,国际规则也是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然而,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面的规则进展缓慢,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呈现出的"法治化"需求之间存在张力,亟须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协力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立法。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依法治区背景下宁夏社会治理创新实证分析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新宁夏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区是实现宁夏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本文基于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李克特量表法筛选出影响宁夏社会治理创新的突出问题,从治理资源、法律制度体系和治理资源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宁夏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法治化障碍,并结合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和法治化障碍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宁夏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全球网络治理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以虚拟性、开放性、用户传统自治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就国际网络予以治理。然而现实表明,在国际社会就网络空间的法律地位形成共识以前,全球网络合作很难向前推进。在有关网络空间法律地位的学说中,无论是网络空间自主权说、还是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都不符合网络空间的技术和社会特征。网络作为一国领土的延伸,应该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在此基础上,多边治理应该是未来网络空间治理的最佳选择。网络空间治理应尊重网络发展的现实,以全球化为网络治理机制建构的宏观背景,采取渐进式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网络治理合作。     

网络虚拟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规制网络失范,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网络虚拟社会与“言论自由”与生俱来,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实质上就是保护和平衡言论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管理的思维惯性和国家威权主义的作用,网络虚拟社会各方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单边主义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障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须抵制单边主义的思维倾向,引入协同治理思维和理论,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体制。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主体协同治理：时代趋向、困境与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日益演绎成为意识形态领导权争斗和争夺的话语空间，导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更加凸显，坚持协同治理成为顺势而为。参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主体、主导主体及参与主体的层级性结构表征不同于现实空间而趋于平等化，各主体的功能随之发生变化，导致主体间协同关系更需要具有公共性，从而多主体协同参与治理成为发展趋向。而当前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主体协同治理却面临困境，对去中心化的误解制约了治理主体实现协同，参与主体的不同利益选择阻碍了达成协同治理意愿，网民无序表达行为与协同治理的价值目标相背离，最终导致治理主体合力不足而弱化了协同治理效应。为此，应秉承协同治理理念塑造稳定有序的网络空间，制定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主体合力机制，打造完善的网络公共讨论平台等方面，为多主体协同治理提供空间和渠道，构建适应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     

德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主张、实践与动因分析

随着网络空间重要性不断上升与网络空间博弈态势加剧,德国努力提升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能力和治理影响力。德国坚持现有国际法普遍适用于网络空间,主张多利益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模式,重视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并大力提倡数字主权。在实践中,德国注重加强自身网络能力建设,引领数字经济规则与标准制定,扩大网络空间伙伴关系,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德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既是其推进国内数字化进程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需要,也是其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助推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必然要求。尽管中国和德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观念与主张上存有差异,但是,双方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国际数字鸿沟以及加强互信平台建设等方面具备合作潜力。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规律视野中法的本质探讨

在中西方文化中,各种法学学派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和认知都有很大的不同,至今理论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使法治的选择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成为人类普遍的选择：纵观历史,从古代宗法制度到现代法治,从人治到法治,反映了人们对法的规律的认识的加深,因此,也揭示了法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如同自然界有着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的规律亦有其客观性.     

论法治的本质

法治乃法律之统治,它与法律、正义、权力、民主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法治也愈加文明理性。现代社会的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法律之治、正义之治、限权之治与民主之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法治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化

主体重塑是全球治理浮现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各具特点的全球治理机制是主体重塑的表现之一,但也引发了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的追问。全球治理宪法化这一理论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但仍有其局限性。全球治理宪法化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从法治的角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及完善其合法性的努力。近年来关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治化进程的讨论展现了这一思考进程的重要性。     

刑法立法观之争的反思与出路

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与消极的刑法立法观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两者在立论依据和论证结果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矛盾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突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观点存在误解、争论偏离了问题的实质以及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深层原因则在于双方的刑法立场不同。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两种刑法立法观的融合。这不仅是刑法学派之间从争论走向融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在今后的刑法立法当中，必须树立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刑法立法的实证化基础，并规范刑法立法的公众参与。      

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相统一的,实现二者统一的关键是党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由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性质决定的,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理念的新发展。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条件,是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遵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指导原则。     

"互联网+"与社会法治化的完善——以交通运输行业为例

“互联网+”带来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网约车、共享自行车等新业态接踵而来。交通运输行业正在发生行业的重大变革,在大客车、货运物流、小客车、停车等诸多领域涌现了新的服务方式和通过资源数据整合而产生的新经营业态。而监管部门必须及时转变监管思路,通过适应技术创新提升治理能力,借助产业升级减轻城市交通的问题,改革传统的管理服务方式,完善法治化的行业治理规范,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之重构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当前,行政执法的权力型、运动型、趋利型特点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不相适应。公共行政由执行转向执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将会引起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重构我国行政执法的基础、运行方式、管理模式、保障机制是促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强调以法治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考虑经济与社会如何实现协调共进的问题。市场经济法治原本就应与社会治理创新相生相伴,不应忽视社会治理创新需求而单纯追求经济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专注于追求GDP增长,严重忽视了社会治理创新,衍生了大量社会问题,进而阻滞了经济发展。当下最为关键的是,结合社会治理创新在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理念方面的新要求,审视中国市场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结合中国对市场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确立扩展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众参与能力、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