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亚太战略评析

长期以来,日本亚太战略在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绝大部分比重.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互为策应、高度共振,主要任务在于维持并强化美、日主导下的亚太体系和秩序,重点应对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带来的挑战,确保并增进自身呈相对下滑趋势的政治地位、经济繁荣和安全系数.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华战略仍将居于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位置,并给处于"复杂调整过渡期"的中日关系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媾和后美军驻日”问题

二战后,对美协调外交政策重新主导日本对外政策舞台,日本政府在美国对目的单独占领体制下的外交上表现出很强的倾美性。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日本政府采取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权衡利弊,利用国际冷战对抗资源,主动提出了依靠媾和后美军继续驻目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1947年9月13日《芦田备忘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以“媾和后美军驻日”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形成。     

试论日美同盟对日本能源安全的双重作用

日本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石油资源,因此,能源因素在日本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日本外交的保护者,日美同盟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日本会受益于美国对其在寻求海外能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日本利益会因与美国海外战略发生矛盾而受到损害。日美的矛盾可以为中国寻求海外能源过程中提供投资机会,以拓展其海外能源市场。     

日本崛起成败综论

外交优势的确立及其丧失，使日本从借助国际矛盾实现近代崛起，不得不坠入“以战养战”的恶性循环并导致败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依附于美国并立足于亚洲资源与市场；通过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技术、资本的引进与输出，开辟了驾驭“外力”铸造经济辉煌的成功之路。     

试论战后日本外交的特点

战后日本从战败国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也是亚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高速发展 ,引起世人的震惊与重视 ,今天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三大力量中心之一的日本 ,正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 ,迅速向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迈进。本文试图从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探寻其外交的特点。一、从无自主外交到自主外交1 945年 8月 ,日本战败投降 ,丧失了国家的独立。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日本处于美国占领军的直接控制之下。按照 1 945年 1 0月 31日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指令 ,日本停止外交活动 ,日本…     

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安全战略 ,先是依靠美国力量 ,实行内向型“专守防卫”,冷战结束后 ,转而采取外向型“介入地区战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的制定就标志这一战略的转变。虽然不能由此断定日本必走侵略战争的老路 ,但这必将深刻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特别是日本对“周边事态”范围采取的模糊政策 ,实际上把台湾划入准备介入的范围 ,从而可能导致中日安全领域的激烈冲突。当务之急是中日之间要实现真正和解并建立信任关系 ,这首先需要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也需要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战略意义作出新的评估     

试论冷战后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发展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苏联全球积极进攻战略的开展以及东南亚“权力真空”的出现,日本基于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这一战略追求,在日美安全体制的框架下,积极调整安全战略,努力充实防卫力量,提出了综合性、主动性的安全政策,将军事安全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地区,力求在东亚地区发挥安全作用。然而,这不仅引起了东盟等国的警戒,也受到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反对和美国方面的制约。     

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论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表面上虽是个主权国家,但外交与国防大权均操在英国手中。澳大利亚开始考虑自己外交与国防自主权是在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前夕。这时,澳大利亚才自主地向美、中、日派出全权大使或公使。史家称这一举动为“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从此,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亚洲和美国。二战后,澳大利亚仍以美国和亚洲为自己的外交重点,本文试图对它战后的亚洲政策,     

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1926年7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为目标,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惊恐.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中日外交史上所发生的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向“强硬外交”演变的原因及其本质.1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北伐战争前夕,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体制下”,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九国公约》确立的“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中日关系由“靖国神社问题“造成的政治僵局经“破冰“、“融冰“以后,日本在各问题领域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给中国对日外交造成了困难的形势。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检讨,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和知识系统发生了危机。只有认识得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只有自主实证的日本学知识、主体性健全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以这种知识、思想为支撑的理性外交政策,才可能为化解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提供乐观前景。     

科举考试与日本

作为东亚科举考试文化圈的一员,模仿唐朝制度的日本科举考试经历了古代的贡举制、江户后期的"学问吟味"与明治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三个阶段.但是,受到政治体制与历史条件的制约,日本的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功能.贵族色彩浓厚、注重汉文"素读"的日本科举制度只是游离在政治体制的边缘地带,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功能.     

日本英语教育的新举措及中日英语教育现状的对比

我们不难看到,英语已跻身为世界最重要的使用语言,而且随着它发展成国际第一交际语言,它对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随之增加。因此这使得我们这些把英语做为外语或二语来学习或使用的人不得不倍加关注英语的教学。     

美国对日政策与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反法西斯国家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在这场国际大审判中 ,美国自始至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法庭组织、法庭宪章起草、战争嫌疑犯的调查取证及被告的确定、起诉及法庭辩论等阶段 ,美国都做了大量工作 ,为审判的正常进行作出了贡献。但是 ,另一方面 ,在东京审判期间 ,美国利用其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 ,把美国的利益凌驾于盟国之上 ,独断行事 ,并对免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大批释放在押战犯 ,负有主要责任。     

滇军与抗日战争

滇军在抗战中乃国之劲旅,出现了众多的抗日名将和抗日烈士。滇军抗战出师40余万人,牺牲10万人以上,在徐州会战、中条山战斗,以及支援滇西抗战中,打出了威风,立下了功勋。滇军在抗战中显现的民族精神,是滇军的光荣,也是云南各族人民的光荣。     

日本的艺伎文化探微

艺伎,作为日本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入了传统文化,从而成为日本传统文化活的载体.艺伎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一个方面,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两大特点-忧伤和唯美.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它是列强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两国相互敌对的结果,更是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参与了本次事件的处理,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甲午战争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论日本民族自然观与民族文化

日本民族深爱着自然,对自然充满高昂的情趣。在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融合的独特的自然观和民族文化。日本民族十分擅长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富于变化。在感情变化的瞬间又包含着突发性,同时,隐藏在反抗和昂扬的娴静之中,即冷静中的激情,战斗性的淡泊。这便是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