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如何影响农村贫困

人口迁移能消除农村贫困,但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加剧农村贫困。当迁移人口向农村的人均汇款大于迁移人口在农村的边际产出时,人口迁移将消除或改善农村贫困;相反,当迁移人口的人均汇款小于迁移人口在农村的边际产出时,人口迁移恶化农村贫困。当前中国农村的人口迁移在整体上是在消除农村贫困,但局部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迁移恶化农村贫困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

本文主要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 ,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农村人口的非户籍乡—城迁移始终为迁移主流、迁移原因及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迁移的城乡—区域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文章最后还进一步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这些特征所显示的重要意义     

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与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相关性研究

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以下称乡—城人口迁移）是一种重要的人口迁移形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增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与弊,使乡—城人口迁移成为我国政府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及形成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迁移人口的定义很多,本文中的迁移人口既包括户籍所在地未发生变化,仅改变了居住地的流动人口。迁移人口离开居住地的时间为半年。１．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没有达到较高水平前,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     

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

依据各种人口调查资料,对９０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进行了定量描述,并利用人口迁移模型对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要因进行了计量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长期迁往乡外、县外的人口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扩大;②在迁移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迁移人口的迁出地结构和流向都在发生变化;③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总迁移人口中迁往省（市区）外的比率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④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计算分析结果显示：省际间的人口迁移量主要受迁移人口存量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只是迁移的前提条件而非决定因素,距离的远近和成长率水平的相对差异分别对省际人口迁移量有负面和正面影响,但并非十分重要     

中国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人口迁移的选择性一直以来都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文章利用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重点考察了1990年代后期在转型社会中中国人口迁移的选择性问题。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迁移具有较强的年龄选择性和教育选择性,但青年迁移者中,女性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且呈现出高于男性迁移风险的态势。同时,户籍制度是影响迁移决策和决定迁移类型的重要因素。     

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一个人作出迁移的决定之后 ,还需要作出向何处迁移的决定。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于人口迁移的迁入地选择过程缺乏研究。本文利用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人口迁移分析矩阵 ,探讨了对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过程进行分析的实现方法     

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浅析

80年代后期以来 ,人口迁移中的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影响中国人口迁移的相关因素。本文认为 ,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 ,但其中距离、经济因素和人口变量因素起主要作用 ,这符合我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1982～1987年中国人口迁移矩阵

人口迁移矩阵用以反映地区间的人口流向。它一方面是研究人口地区间迁移的基础,又可进一步提取信息以预测多地区人口趋势等。完整的人口迁移矩阵需要地区间人口流向的完整资料,对n个地区,意味着必须提供n~2个数据。中国省区人口迁移矩阵,直到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完成,才可能得出。本文即根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求出1982—1987年全国省区人口迁移矩阵。 198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对各地的迁入人口及其迁出省区进行了调查,迁入人口不仅包括有户口改变的迁移,也包括无户口改变的迁移即自流迁移等,因而较全面地反映了人口迁移的状况。人口迁移矩阵的一般形式为:     

中国两类人口迁移比较研究

一 中国人口迁移的类型 (一)两类迁移人口 人口迁移可按户籍变更状况划分为永久性人口迁移和暂时性人口迁移两类。永久性人口迁移指的是常住人口改变常住户口地址,跨越一定的行政区划界限,办理了户口     

青海人口省际迁移的规模与类型

人口的省际迁移,是指青海人口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以改变迁移者常住户口所在地为标志,迁移对象是指全体人口,凡是在省与省之间定居性的人口迁移,以转移户口为界线,一律称为省际人口迁移。它意味着人口常住地在省与省之间地理空间上的变动。一、省际人口迁移的总量与阶段青海人口的省际迁移,历年的统计资料不完整。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中,只有人口迁入与迁出总数,没有区分省际之间与省内地区之间人口迁入与迁出的具体数字。1980年到1986年,省公安厅人口年报中,划分了省际人口迁移与省内人口迁移的具体界线,分别列出了具体数字,所以这七年的统计数字是比较正确的。     

我国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态势与影响因素分析

三大都市圈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承载区和人口承载区,对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迁移研究对于整个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来说很具有代表性。本文运用空间统计中有关方向和距离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地区之间人口迁移量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差距、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气候差别。根据分析结果,参照吉佛的引力模型建立三大都市圈与全国其它各地州市的人口迁移量模型。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若干新特点

根据对 2 0 0 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认为二十世经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表现出如下新特点 :一是人口迁移与流动进入新阶段 ,二是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呈现新模式 ,三是城市内部迁移成为新热点 ,四是城乡人口互动蕴涵新挑战 ,五是“人口窗口”提供新机遇。     

Migration expectancy revisited: Results for the 1970s, 1980s and 1990s

Planners in a variety of situations require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migration trends if services and products that adequately meet constituent needs are to be provided. This note focuses on changes in migration expectancy over three decad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lanning function. Using the CPS one-year migration question for the periods 1975–1976, 1980–1981, and 1987–1991, and the work of Wilber (1963) and Long (1973) as historical benchmarks, migration expectancy is found to have fallen since the earlier studies. Longer-distance migration (between counties and between state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constant over the same period so that these types of moves now account for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otal residential mobility.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value to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who seek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emographically-driven demand from services and products.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uthern Demograph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New Orleans, Louisiana, 22 October 1993.     

关于打工妹婚姻逆迁移的调查

由于制度与自身的原因 ,很多在城相恋的农民工婚后回到了农村 ,文章根据打工妹的婚后生活状况把打工妹的婚姻逆迁移分为四种类型 :安居乐业型、外出型、女方外逃型、女方自杀型。通过对这四种类型的描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婚姻逆迁移进行理论探讨。从宏观上看 ,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逆的现代化趋势 ,在此背景下 ,与城市化、工业化相悖的婚姻逆迁移必然整体上充满被动和凄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男女双方婚前信息交换的完全性、婚姻迁移和社区迁移的同步性也是影响这些婚姻迁移者婚姻质量的关键变项。     

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描述了199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在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和空间分布的新特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1990年和2000年影响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的综合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人均GDP差距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针对京津冀地区人口迁移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本文对京津冀地区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Tackling Poverty-migration Linkages: Evidence from Ghana and Egypt

Are migrants able to use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to their benefit, that is to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s, and is this result nuanced by whether migrants are poor or non-po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questions quantitatively using data on migrants and non-migrants from Ghana and Egypt. It describes the main challenges in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introduces a conceptual model to explore the links between migration and poverty. The empirical model accounts for the direct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poverty and for the role of migration in moderating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Results show the selectivity of migration with respect to subjective poverty and that migration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elping people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s. The paper further finds that selectivity with respect to human capital depends on ‘reasons for migration’ and visa status. These findings enrich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by providing a clear estimation of sequential events and enable policymak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behind migration and poverty.     

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对近十年来我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分别实证考察了人口迁移和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省域)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各地区间人口迁移相对平稳,而人口流动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且空间流向极不均衡;(2)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对中国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3)户籍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起到了人才沙漏的作用;(4)对于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西部的一些人口输出大省,伴随人口迁出而引起的人力资本流失对当地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出来,人口流出虽然基本出现一个正面影响,但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么明显。     

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

文章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动力要素和迁移方式入手,从战略上把握我国不同地区未来人口迁移及空间格局的基本趋势,探索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的各项政策。研究表明,2000～2020年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1500万左右,并在链式迁移方式主导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仅出现一些微调,未来迁移人口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返迁人口的规模并描述返迁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与现在的迁移人口与非迁移常住人口的差异,从个人因素、居住地类型以及家庭户特征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返迁的决定因素。并讨论了本文的一些缺陷及今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