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 大胆创新 认真落实群众在干部选拔中的“四权”

本文通过对十六大报告的学习,在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了在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落实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文章还就落实群众"四权"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进行了阐述.     

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农民环境权所包含的程序性权利,是农民环境权其他权能实现的保证。在探讨了农民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定义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我国推行的障碍主要有:立法缺陷,行政机关定位不准,制度保障缺失,农民环境意识维权意识淡薄。提出完善对策:一是完善立法;二是实现环境行政权和公民环境权的协同;三是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权利补偿机制,以确保农民环境权的实现和救济;最后要提高农民环保参与和监督效率。     

社会分层视阈下的网络民主研究

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导致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阶层分化的实质就是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衡,阶层关系的实质则是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经济领域的阶层分化必然对民主政治发展提出新要求。网络民主应运而生,它规避了阶层、身份的差异,建构较全面的社会关系网络,扩充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渠道,进一步优化了民主政治结构。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网络民主也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只有培育理性网民,建立畅通无阻的网络民主疏导渠道,将网络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才能发挥网络民主应有的效力。     

群众监督: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基础

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属性,是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基础.目前,我国在群众监督意识、政府信息公开性、群众监督法律法规的完善、群众所反映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存在一些制约群众监督的因素.加强群众监督,要从强化群众监督意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与群众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群众监督所反映问题的处理力度等方面入手.     

我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

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我国当前大力推进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是推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举措,有利于提高中共党的执政能力.     

论人格权与新闻舆论监督权的法律保护及冲突

人格权是“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且以维护主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为目的,对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就是实现和维护人格的独立。新闻舆论监督权是法律赋予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公民利用传播媒介发表各种意见或言论,对社会或公民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舆论监督和人格权的保护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现实生活中两者时常存在冲突,笔者将阐述二者法律保护冲突之协调,以期实现法的多元价值。     

拓宽公路建设融资渠道的研究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公路建设正进入集中快速发展阶段,每年资金投入水平需要维持在当年GDP的2%-3%,现在还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因此,需要不断探索拓宽我国公路建设的投、融资体制,解决公路建设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形式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投入公路建设,保证我国公路建设的资金需要。     

拓宽公路建设融资渠道的研究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公路建设正进入集中快速发展阶段,每年资金投入水平需要维持在当年GDP的2%-3%,现在还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因此,需要不断探索拓宽我国公路建设的投、融资体制,解决公路建设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形式地筹集足够的资金投入公路建设,保证我国公路建设的资金需要.     

法治建设中有关新闻立法的几点思考

新闻立法与法治建设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即发达的法治状况离不开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来保护民众的知情权与对国家和社会的舆论监督权，而法治的良好运行又能充分保障新闻媒体产业健康发展与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于此，新闻立法尤为必要。     

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困境与突破--基于网络民意视角的考量

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推动民主治理的发展,而公共政策表达体制的不完善又极大阻碍了这个进程。基于网络民意视角的政府回应制度作为公共政策表达的重要途径,逐渐引起行政部门的关注。政府在网络回应机制建设方面主要还存在不成熟、效率低下以及透明度不高等问题。现代政府应该从机制和价值两个层面进行反思,主动应对网络时代民意表达与公众政治参与的要求,探析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路径。     

重识舆论：李普曼与诺依曼的舆论观研究

舆论已成为不必言说都能意会的概念,在通常读到的教科书和舆论学书籍中,舆论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关于舆论的特点的表述大体相似。李普曼和诺依曼对舆论的认识却深刻而独到,对其舆论观进行对比和阐释,可以启示我们多角度、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舆论,审视舆论观的嬗变,并以冷静客观的立场和超然的态度看待舆论领域中的问题。     

人权论刍议

在人权标准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分歧在于,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各国人权状况的好坏。西方国家统治者认为,他们的人权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别国都要向他们看齐。研究表明,除了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之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还需要有与其相应而各不相同的人权要求和判别标准。此种“梯度人权说”,是人权问题上的理论创新。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公众舆论因素

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美国对外政策政治学里最重要的课题.美国作为民意调查最频繁的国度,公众舆论被看作人权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分析冷战后公众对中美人权问题的态度及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公众舆论与人权外交的互动关系.     

网络对社会舆论形成的四大深刻影响

网络的崛起给公众发表意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舆论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基本看法,当公众能够通过网络自由发言时,社会舆论的形成规律出现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被打破,公众意见表达更加自由;舆论领袖的身份更加多元,舆论领袖以群体的力量产生作用;社会舆论形成的速度加快,舆论监督的影响力亦不断加大;信息符号和传播手段多样化,把关人的把关难度亦不断增加。     

网络舆论环境建设研究

互联网已成为主流媒体之一,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当前网络舆论环境亦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此,对如何优化网络舆论环境做了调研分析,认为:引导和优化网络舆论环境,需要健全网络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环境,增强网民法制观念;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提高网民道德素质,促进网络服务商加强行业自律;政府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利用“意见领袖”引导舆论,促进官民之间的理解与互动;健全网络技术,保障网络安全,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     

公众参与:新时期舆论引导的正确选择

当今世界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观念日趋多样化,大众传媒通过"单向意见整合"使社会思想一体化已不可能,变革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势在必行.沿着历史文化脉络考察可以发现,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源自文化精英主导的话语方式.还话语权予社会公众.让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舆论引导是传播社会学中"社会参与论"的题中应有之意,社会调查也表明这种舆论引导方式更为有效.公众参与意见表达的舆论引导既与以共同体自治为特征的良好治理方式相适应.又与发挥公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的中央精神相一致,并与互联网带动下的交互式传播潮流相契合.因而是新时期传媒的正确选择.     

精英的合谋——澳大利亚对华民意研究(2014-2018)

2014-2018年间,中澳关系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尤其自2017年以来,澳政府和媒体反华言论持续发酵。但相关民意变化至今鲜有研究。本文以这一时期罗伊、皮尤和英国广播公司的13份民调数据为样本,探析其从经济、安全、中澳关系/对华情感三个维度勾勒出的澳对华民意图景呈现何种特点和变化。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中理智与情感共存的特点越发明显,与精英层面贪婪与恐惧共存的对华认知极为相似。因此,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对民调的议程设置、框架设置进行了批判性解读,发现民调议程不仅呼应了每年的热点话题,反映出澳国内对华认知的分歧,而且通过框架影响了民调结果,从而引发了民调的回答效应。此外,本文还以南海争端和中国对澳政治渗透这两个具体议题为例,考察了政府、媒体和智库/民调机构构成的权力/知识共同体如何在由来已久的入侵焦虑的支配下进行关于中国知识的生产,共同固化了航行自由的南海叙事框架和政治渗透的威胁论论调,从而合谋了澳对华民意。值得指出的是,民意也并不总是精英意见的被动接受者,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对塑造积极的中国形象极为重要。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的公众舆论观念

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学说近年来受到国外政治学、社会学和舆论学界广泛的关注。基于对公众心态的深刻洞察力,托克维尔提出了“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概念。他一方面指出极端的平等反而会带来极端的专制,一方面希望从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针对公众舆论问题,他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进行了思考。西方自由主义基本沿循了他政治层面的思路,但是他在社会层面的观点则一直被忽视。托克维尔所预言的庸众社会已成事实,值此之际,他的思想遗产更值得我们反思。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构建——以Web2.0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为例

在Web2.0时代,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平等、多元的话语平台,使公共领域呈现向所有人、所有问题开放的趋势,"受众"转为"公众",网络也转为"共有媒体",公共性得到回归.在此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对传统的"意见领袖"的定义发起挑战.网络意见领袖影响公共话题、推进公共事务的能力还相对有限,但已逐步显示出民众通过自有/共有媒体来影响公共政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