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后汉书·独行列传》与正史中的《游侠列传》传统

学界普遍认为《游侠列传》在正史中的消失是游侠的存在受到强力镇压的结果。事实上,史家对游侠精神所进行的主流化加工才是正史中《游侠列传》传统中断更为直接的原因。这种加工突出体现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它一方面继承了此前史书中的游侠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物的限定、事迹的选汰强化了原始游侠精神与王朝政治相融的部分,将其以义或名节的形式纳入主流文化,因而从根本上取消了《游侠列传》记志漏脱的必要性。     

纵死犹闻侠骨香解读 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塑造的布衣之侠郭解,堪称游侠典范.他一生任侠,身上独特的侠义人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这种侠义人格让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之士在乱世中能坚持自己的"侠"之道义,值得后世颂扬.     

侠义精神在《三侠五义》中的修正

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清游侠崇尚血气之勇,但更追求忠义;有轻生死重然诺的墨家精神,但更有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做出的一种修正。另外,在《水浒传》中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     

试论李白游侠崇拜现象

一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定“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为“五蠹”之一。可见游侠的最初形象并非如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第一个为游侠正名而加以颂赞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太史公自序》亦云:“游侠救人于厄,拯人不赡,仁者亦有足多者焉。”由于司马迁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也”,“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故他在《游侠列传》中所记的只是他的同时代人,即“汉兴有朱家、田仲、五公、剧孟、郭解之徒”,在《刺客列传》中才记战国时代人物(其实,那些刺客也是     

《聊斋志异》女侠形象论略

侠及侠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据有些学者研究,任侠思潮兴起于战国,渊源于墨侠。现存典籍中,“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从中虽不能断定他所指的侠究系何类人物,却可以知道侠所具有的两个特征:即“习武”与“犯禁”。司马迁作《史记》,立《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开了侠文学的先河,此后便渐有描写侠客侠行的小说滋生出来。在侠文学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侠客形象共同而根本的两个特征:武艺高强,扶危济困。由于前一个特征具有极大的独特性,通常不为其他类型的艺术形象所具备,故而成为识别侠客形象最     

班马传游侠比异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记,也是引起争论颇多的人物传记之一.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歌颂游侠大不以为然.班彪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说:“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指斥极为尖刻.班固称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进奸雄”,和乃父同一腔调.在《汉书》中,班固亦立《游侠传》,但在主旨上,和司马迁之《游侠列传》大相抵牾.班固虽吸取了《列传》的大量材料,但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却一概持否定态度.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唐诗的任侠精神

侠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韩非在《五蠹》篇里首次提出“侠”的名称,所谓“侠以武犯禁”、“国平养儒侠”等,有时或称之为“带剑者”、“游侠私剑之属”。韩非之后,在《史记》和《汉书》里,又出现了诸如游侠、豪侠、节侠、气侠、轻侠、伉侠等名目。侠和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特殊的关系,从秦汉的史传散文到清代的侠义小说,它不时扮演着各种角色。到唐代为止,在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所产生的诗文作品中,对侠及其节概风义曾有过两次最引人瞩目的礼赞:一次是西汉司马迁写的《游侠列传》,他以传记文学的形式,第一次把“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布衣之侠”列入史册,并对“侠客之义”加以热情的赞颂;另一次则是唐人在诗歌中对任侠精神的讴歌。达两次对侠的礼赞,恰好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汉唐两代,并非偶然。而唐代对游侠的赞颂,从规模到程度又更胜过汉代。探讨这种文学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诗的特色和魅力所在,以及考察唐诗的渊源和流变,都将是有益的。     

论李白诗中的游侠崇拜

“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定“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为“五蠹”之一。可见侠的最初形象并非如后世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 第一个为“游侠”正名而加以颂赞的是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金庸小说人论

自《史记》游侠、刺客列传以降,武侠文类延及金庸而登峰极。本文从金庸对该文类论人模式及精神母题的扬弃,对人与世界这一人论命题的反思和对个性人格复合性的动态展示及开放性把握,对当代人论方法的融汇借鉴等方面切入,探讨其小说系列由“侠之大者”到“侠之人者”的当代人论内涵。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六艺的依附者与保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评说

本文首先清理“原儒”的问题，扼要评述了现代人和汉代人有关“儒”及“儒林”含义的主要观点，论证了“儒林列传”为“通经博士列传”，“通经名家或专家列传”。其次，通过分析《儒林列传序》，阐明儒林和六艺的共生体关系。第三，总结司马迁“以经系人”的独特写法，按照《五经》顺序，逐一评说《儒林列传》正文中那些有特别意义的人和事。最后，简要回顾汉代儒林传经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得出汉代儒林既是六艺的依附者又是六艺的保护者这一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综述

先秦之侠湮灭不可闻,自太史公以史笔序游侠以来,历代对游侠的研究相继不绝。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可分为困顿期、突围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呈现出从现实走向文艺的学术关注趋势。虽然每一阶段各有其学术关注特色,但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游侠的身份辨析、游侠精神要义的阐发、文学之侠和社会之侠三个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侠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关于《史记》游侠的研究也被引入一个更为广阔且系统的文化生态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论题以往的研究面貌。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视野的突围到21世纪以来再次陷入困顿,《史记》游侠研究正面临着"老生常谈"和"边缘化"的双重困境,如何于进退维谷中另辟蹊径,是《史记》游侠研究重建其学术意义的重要思考。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司马迁十分景仰游侠的情怀,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的准则。在著述《史记》时,他打破了历代史家着笔于“帝王将相兴亡盛衰”之事的先例,在“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历代关节中倏忽一现却光芒四射的游侠身上。在《史记&#183;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谈及自己为游侠树碑立传,书写春秋的初衷时,抑止不住对游侠的钦佩之情,认为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