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以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程度.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两者间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耦合度从低水平耦合阶段逐渐过度到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严重衰退失调发展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低水平一直是制约两者耦合协调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资力度;注重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的均等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作用,不能偏重于一方的发展或是交替的阶段性发展.     

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构建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5年到2015年的浙江省相关数据对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借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浙江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高度耦合,其协调度近11年来已从低度协调耦合转向中度协调的耦合;（2）浙江省内各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区域差异较大,且演化趋势较为稳定。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互动发展实证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从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互动演进耦合发展关系出发,建立耦合度模型,并以长沙市为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建立长沙市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的耦合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所建立的耦合度模型,对长沙市2008—2014年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耦合发展关系进行评价及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两者存在非常强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但目前仍处于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提出应从战略上、根本上解决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不同步的问题。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中国可持续发展子系统耦合关系及空间格局研究

着眼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规律,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度为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属于濒临失调衰退类,"经济—生态环境子系统"、"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2)全国81%省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度处在颉颃阶段,19%的地区属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度呈现出从东向西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区域为协调发展类,南部的"S"型区域为轻度失调衰退类,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为勉强协调发展类.3)31个省区三个子系统"两两"之间耦合度均属于颉颃阶段,"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度远大于"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     

基于CMT技术的镀锌钢 铝合金板焊接变形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5年各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农业集聚序参量均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集聚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各省份之间的耦合度存在明显差异,整体看,东部地区耦合度低于中西部地区;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看,东部地区的协调水平也低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农业集聚,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东中西部地区需要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1996-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构建了两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评价模型,对我国近20年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优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在1996-2013年间从失调阶段进入了耦合协调阶段.但是我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匹配化程度仍然偏低.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大环境下,协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现代化.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的联动发展研究——基于灰色关联耦合模型

以长江三角洲区域2006—2018年省际数据为样本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和物流产业集聚度并运用灰色关联耦合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物流产业集聚的关联度以及耦合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物流产业集聚的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区域整体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集聚发展处于较高关联状态,但省市发展不均衡,浙江省关联度最高。(2)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基本不协调状态,但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上海市耦合协调度最高,浙江省其次。(3)进一步分析关联度较弱的安徽省发现,产业结构与物流产业集聚关联性最强。鉴于此,从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要素流动等方面出发,提出对区域发展的建议,以期加大物流业同城镇化联动发展力度,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安徽省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状态研究

为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防灾减灾治理水平,探究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改进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综合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耦合度和协调度在2014年显著降低后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度得分一直略高于协调度得分,但差距逐年缩小。（3）各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异质性。（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正相关,局部上高—高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低—低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5）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     

金融生态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命脉,发挥“输血”和“造血”的功能。基于2005—2014年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金融生态系统和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系统耦合度模型和全局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测度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及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空间差异;金融生态系统耦合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得也更加明显。因此,各地区应注重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以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双重提升,以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     

农村数字化、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农村数字化,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生产力作用,必将会对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视角,详细剖析该影响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8—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最后考虑到不同省域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尤其是作为数字技术传播和应用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本的区域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村数字化的作用发挥,文章将农村人力资本设定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农村数字化的人力资本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农村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多重功能、发展农业新兴业态与培育产业融合主体是农村数字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机制,相较而言,农村数字化对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农业新业态发展;农村数字化、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门限关系,即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要受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与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运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发挥农村数字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耦合协调关系检验发现,农村数字化与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为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构建农村产业数字化传递通道,加快农村数字化进程,深度挖掘和发挥数字要素的生产力作用,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第二,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数据技术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应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能力,不断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持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农村人力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度,以此推动农村产业迈向深度融合发展。     

新型城镇化中产业集聚与城乡互动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现阶段我国进行区域空间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涉及城乡分工协调机制下如何解决农业经营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营体系对城镇化进程的要素限制问题,其核心就是通过城乡统筹规划、工农产业集聚对农村劳动力及其衍生的服务体系进行有效配置。基于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以解决农业经营主体的现代化为主要任务。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同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极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显性化。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偏低刺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一方面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客观上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但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市民化都需要有适应现代农业、现代工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高素质劳动者。因而,应设法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以实现经济发展、城镇化与人的发展的协同促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基于城乡统筹视角并以湖南省为例

目前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发展阶段,但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初期,包括湖南省在内的许多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如粮食安全责任与地方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大市场集约化的矛盾,农业资金严重短缺与农村资金不断流入城市的矛盾,农业优质人力资源短缺与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矛盾。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把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纳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体系中来统筹谋划,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下,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力度下降的原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能够吸纳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主要载体就是乡镇企业。但是,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度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有:乡镇企业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并不是很强,乡镇企业没有足够的增长来吸纳劳动力,大多数省份的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偏向仍然是劳动偏向型。国家应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以及创造条件形成乡镇企业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进入乡镇企业实现就地转移就业。     

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时空差异研究

以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双向作用关系为切入点,选取2001-2014年的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数据,计算中国大陆31省（市、区）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时空差异。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土地财政状况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将全国31省（市、区）划分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高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中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勉强协调）以及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落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低度协调）4类区域,进而分析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存在时空差异的原因,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优化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调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