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研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对乡村治理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个崭新课题。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于乡村社会,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使其成为新兴的、重要的治理主体,逐步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形成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章基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从这一崭新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来探讨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诞生,改变了农业资源的分配格局,在使农户增收的同时增强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信任与认同,进一步提高了其规模化与组织化程度;在改善农户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正是由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特有的功能和张力,与市场竞争、农产品特性、农户个体生产的弱势特点及内在的经济利益相契合,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使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经济中心;它对乡村经济的深度影响无疑会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起点。只有正确处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才能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和齐头并进。     

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新视野——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最近拜读了阎占定教授的新作《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一书,这是目前国内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关系的著作.全书有10章,近30万字,其中针对当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乡村治理两个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和见解.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思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的实现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对推动乡村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在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制约,导致农民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为此,应通过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建设乡村利益共同体、提升乡村自治效能和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等方式,激发农民主体性,为乡村振兴培养内生动力,从而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现状与创新

与国际合作社相比较,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时间短、起点低、治理结构不完善。起步阶段的无序性问题、多元参与背景下的异化问题、双重特性下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外生性组织生长路径下的少数人（股）控制问题较为突出。我们需要在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权利结构、衔接外部结构、搭建网络体系、实施专家治理、提升农民地位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引领农民创业的模式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在引领农民创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转型发展,其引领和带动作用将更加显著。通过分析福建省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制"、"土地股份化+专业合作组织"等推动和引领农民创业的模式,指出各种模式的作用和应用条件,提出深化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引领农民创业的若干思路。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问题主要是:所有权缺失、法人财产权空缺、产权结构失调,产权问题也造成了内部组织结构的诸多问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会员大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事会、监事会形成虚设。解决和完善产权制度的途径是:提高认识,规范注册形式;制订好章程;规范会员(股东)大会;完善表决机制。     

走向细化：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村治理

随着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力度逐渐增强,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原来适合分散型社会的大幅员乡里制不再为国家所需,必然让位于适合整体性社会的幅员更小的乡村组织,都保制于是应运而生。在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保甲、经界、地图三合一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从乡里到都保,从乡官到乡役,在收乡权于政府的同时,新的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权威体制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权威体制。宋代乡村社会缺乏门阀、乡绅一类明显的支配阶层,这种独特的时代环境为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改变乡村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也导致宋代国家对于乡村的权威,既超越汉唐,亦为后来的元明清所不及。     

晋中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机制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已成为农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联结生产与市场、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力发展晋中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根据一定的原则,构建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机制。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21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协同动力衰退机理研究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速度慢、生命周期短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自我持续成长的协同动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协同动力是内生动力、内生阻力、外在动力与外在阻力综合作用的结果,遵循形成、增长、维持、衰退的变化规律,因此,在组织衰退之前,需要及时增加动力,降低阻力,促使组织向更高结构层次演化。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对建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探讨

在分析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必要性的基础上 ,较系统地分析了目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农户、合作组织及政府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措施     

我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策略研究

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机制弱化、外部治理机制缺失以及发展内驱力不足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其运营效率与竞争能力,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三农"对金融的需要,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问题再次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焦点。从信用合作制度的变迁来看,我国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和"内部人控制"存在深层矛盾,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

文明的高度如同木桶定律那样,取决于其短板而非长处。作为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垃圾问题虽然像梦魇一般纠缠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是那块不被关注的短板。伴随着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再加上近年来大举推进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路线,中国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已使这块短板凸显了出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作为现代文明之病已从城市快速渗透到广袤的,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地区。当农民完全被纳入大众消费社会之时,不可持续的社会模式就不可能逆转,也是现代文明崩溃的起点。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迄今大都集中在垃圾问题的分类、回收再利用等技术和经济层面的探索上,但散乱的垃圾处理和生活垃圾的日常性取决于农村空间的再造和村民主体意识的重建。因此,本文基于农村地区的调研,从被裹挟于现代化浪潮的村民和村落治理的角度来解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和治理困境,在此基础上从以下三个层面探讨一条综合治理的途径,即共助体系的形成。一是发展社会导向的政策与退耕还林模式的公助;二是基于公共性互助纽带的重建;三是通过乡土教育来推动村民的自助和对乡土价值的重新认识。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约束及制度创新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之路。理论和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市场风险、提升品牌产品价值、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增强政府调控的有效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管理体制不顺,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自身财力有限,融通资金困难;市场组织化程度较低,承担风险能力差等现实困境。应加强对农户的合作理论教育和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强化政府扶持,营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健全运行机制,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培育留得住、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