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与小农水集体治理

集体治理是破解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主体缺位难题,实现设施有人用、有人管良性循环的重要方式。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山西及山东723个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考虑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因素,结合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及所处省份,选取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小农水集体治理。结果表明,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能显著促进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和治理绩效,集体行动能显著提升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公共领导力与普遍道德能显著相互促进。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及所处省份能显著调节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和绩效。因此,政府可以结合不同地区农户农业收入情况,通过深化普遍道德培育、培训村庄领导者和鼓励村庄精英治村等方式促进小农水集体治理。     

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困境、成因与路径选择

网络的日益普及,为政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宽广、便利的平台,对政府的舆情引导、信息管理,媒体责任道德及民众的信息甄别等多个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政治谣言的泛滥,对社会政治文化、民众政治心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国家政治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通过自身主导作用的发挥,与公民和媒体联手,提升自身公信力、疏通官民沟通渠道、完善监管与法律体系、重塑媒体责任、引领公民政治参与素质提高,使网络更好更多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网民与网络谣言治理

当前形势下,净化网络空间、治理网络谣言不仅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日益成熟的网民来说,也理应成为一种责任和担当。相信群众的智慧、依靠群众的力量、调动群众的自觉性与责任感,才能让网络谣言无处生根。     

道德隐喻的种类、规则及其机制分析

近几年来,道德隐喻成为道德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道德隐喻的种类、规则和机制构成这些研究的三大核心问题。道德隐喻的种类主要有道德的垂直空间隐喻、视觉颜色隐喻、洁净隐喻、温度隐喻等。道德隐喻研究表明：个体具体的身体感知觉影响道德认知和行为,反之,道德认知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具体的感知觉;个体的身体经验和道德心理经验有一致的生理基础;情绪和道德自我感影响道德隐喻的形成。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探讨道德隐喻的机制、道德隐喻的方向规则和大小规则、不同道德隐喻之间的相互关系。     

集体腐败：特点、生成模式与治理路径

集体腐败是多名腐败成员结成同盟、共同腐败的现象,是当前中国腐败发生的典型特征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具有极强的破坏力。通过对131个集体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围绕腐败环节、涉案领域和腐败潜伏期等对集体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进行研究,并从理论层面提出集体腐败的生成扩散模式,进而围绕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惩治腐败提出对策建议。     

集体记忆中的“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

集体记忆的提出与发展,超出了西方记忆理论的传统认知与探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两个涵括性更强的术语,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以降的理论发展和演进理路进行分类讨论。生成性记忆指集体记忆的流动与易变特征,是哈布瓦赫本人以及扬·阿斯曼所探讨的沟通记忆所具有的特征;固化形式记忆则强调集体记忆凝固化、意识形态化特征,具体以身体习惯记忆、文化记忆、记忆场等论题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属记忆的功能与特点,可以推进集体记忆研究在更丰富、更广阔的视域中展开。     

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基础、过程及实现

治理网络谣言,需要构建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机制,而系统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为其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协同治理机制应从主体构成、动力机制、合作机制以及支撑机制等方面构建,其实现是各主体要素间相互互动,文化、组织、制度等规则相互建构与内化的完整治理过程。     

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

从谣言传导路径、主体和载体角度阐释了网络谣言传导过程;以谣言传导中发布者、传播者、行动者和模仿者等为视角分析了谣言传导的动因;并认为信息不对称、安全感缺乏、从众心理、公信力危机、社会记忆等是网络谣言传导的内在根源。     

建筑的道德记忆承载功能

作为一种实用艺术,建筑能够通过建筑空间与相关主体自身背景的共鸣,给予相关主体丰富而深刻的艺术审美感受。在建筑审美中,个人的道德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建筑承载的道德记忆最初来自于特定个体,但通过时间的积累沉淀,它最终会提升为一种集体道德记忆。建筑具有传承性特征,并且具有传承道德记忆的能力。人类的建筑审美活动高度依赖其自身的建筑道德记忆,承载道德记忆的建筑大都具有历史和道德教育作用。从道德记忆理论的视角来看,现代建筑使建筑本身承载人类道德记忆的功能被严重弱化,甚至对建筑的道德记忆承载功能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当代建筑师既应该向人类的建筑道德记忆学习,也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有价值的建筑道德记忆。     

期待视域之外——疫情与集体记忆

世界各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感知不同,其原因在于集体记忆的表现形式不同。在跨学科记忆研究中,集体记忆建立在媒介化之上,不断重置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对过去大流行病的集体记忆或遗忘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感知,而在疫情期间对新冠疫情的书面记录或数字化存档又预设了未来的集体记忆。“预媒介化”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对大流行病叙事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相互关联的回忆方式。     

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其治理

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在社会泄愤事件中,谣言填补了因权威信息缺失而造成的信息真空、谣言的刺激性和离奇性满足了受传者精神需求,谣言歪曲了事实真相,产生了轰动效应,催生了群体性思维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助推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升级和蔓延。为了防止谣言的传播,必须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增加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供给渠道,提高表达的效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同时,依法对谣言违法犯罪进行打击。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煤矿集体产权下的村庄精英治理——基于山西X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集体产权的视角分析煤矿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文章认为,"保护型经纪"的村治精英与健全的民主制度相结合,保证了集体产权的制度安排,规范了集体成员在集体煤矿的经营、收益、处置等方面的参与行为,确保了集体对资源的控制权与收益权,从而获得了村庄的有效治理。     

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加强卸任村干部教育与管理问题研究

卸任村干部常指因各种原因不再担任村(居委会)"两委"班子职务的农村干部。现实生活中,卸任村干部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而要解决这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卸任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并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激励政策,发挥好他们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意义·导向·路径：适应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公德教育

适应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公德教育是预防危机和提升危机治理成效,加强和改进我国社会公德教育的现实迫切需求。教育内容上坚持自强价值导向,倡导“理性爱国、与党同向”“举国同心、迎难而上”“生命至上、尊重科学”等给危机治理“减负”的公德;坚持自律价值导向,倡导“抱诚守真、公道信义”“客观审慎、明辨是非”等不给危机治理“添乱”...     

试论社会治理机制转换中的文化治理向度

社会治理,更甚者说社会自治,需要基于一种自觉意义上的文化视域,这与其社会所蕴含的文化意蕴或社会本身的架构有关,而更与其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治理机能密不可分。文化何以实现其社会治理功能,需要基于文化的产生与存在、人的实践、社会需求等方面进行考量。对于文化的社会机理,需要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始终随由一种自由与制约的双重范畴所架构的一种张力结构,及其由此创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范式,进而考量社会主义文化于个体的引领与塑造、于民族发展的支撑、于社会的维系与调控。实现文化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引导人民信仰、铸就国家力量,实施文化发展战略等三重定位,共同致力于现代化社会治理。     

邢村结构--皖南一个中等发达村庄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

当涂县是2003年安徽省农民纯收入最高的县,也是2004年全省率先取消农业税的县。为了了解何种因素促成当地农民的高收入,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带来了怎样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阶层结构是否趋于合理等问题,通过深入一村具体的调查了解,希望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