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政策设计与教育扶贫、乡村振兴效果——以省级教育扶贫政策为例

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使用、执行保障规定等政策设计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本研究以省级教育扶贫政策为例,基于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政策工具、执行保障等政策设计以及政策设计在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效果上的体现。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教育扶贫政策多采用命令型和激励型政策工具,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省级教育扶贫政策中尚未建立完善的多元性协作机制,行政协调力、资源保障和过程管理有待加强;政策工具使用特点在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成效上得到体现。加强教育扶贫政策实施效果应提高政策工具的效率与适切性,加强政策执行保障,构建政策设计-政策执行-效果评估-反馈改进的闭环。     

精准扶贫的政府嵌入机制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不仅是国家特定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国家通过扶贫资源再分配有效地融入基层社会,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嵌入性机制设计是提升国家自主性和防止扶贫政策瞄准性偏离的必要手段。我国在精准扶贫中推出了3种嵌入机制：组织动员、干部驻村和项目下乡。嵌入性机制与乡村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嵌入性机制之间关系失调是扶贫资源分配中国家自主性流失的主要原因。国家嵌入式自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公共性建构和嵌入机制间协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出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实证研究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在农村社会的体现。长三角地区农村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程度高,但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AGIL模型分析后发现：长三角三省一市整体存在村民环境治理认知与行为背离、环境治理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皖、苏地区农村环境治理各类资源存量相对不足,浙、沪地区农村环境治理资源整合及利益链条不完整。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强化环境治理动机,整合环境治理资源;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提高政策执行力;调整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耦合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形成农村环境治理常态化。     

改善我国农村反贫困中政府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反贫困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反贫困成功的关键。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反贫困具有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表现为：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存在一定偏差,扶贫的政绩化严重;在反贫困主体上重行政行为,对引导社会和贫困人口参与不够;扶贫财政资金分配、管理不严格,监督不到位;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和社会保障等。为搞好农村扶贫开发,提高反贫困效率,必须从重视农村反贫困政策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健全农村扶贫资金管理和监督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反贫困绩效评价机制;提供扶贫法律保证等方面来改善农村反贫困中的政府行为。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

《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是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落实党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和政策。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政策执行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为此,从该政策自身因素、执行主体因素、目标群体因素、政策运行机制因素、政策资源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建立政策诉求表达机制,促进政策目标实现;加强政策执行队伍培训,提高基层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加强政策宣传,提高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识水平;健全政策实施的约束、监督与激励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果;明确各级政府财政投入比例,确保政策执行经费。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及其相关社会政策分析

当前我国市场化、契约化劳动关系已基本建立;劳动关系复杂、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者基本权益受损问题突出。而与劳动关系相关的社会政策在政策理念、政策形成与执行机制以及政策内容上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通过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关系,应当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坚持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培育政策主体,改善政策决策机制,实施和完善积极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建立社会支持服务网络的政策。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困境及其破解——基于政策网络模型分析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政策网络模型作为政策研究的新型分析工具,揭示了多元主体在利益导向下的动态博弈过程。该文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动态互动过程和内在特征的分析,重点探讨政策执行困境。结果发现:府际网络因争夺资源归属秉持"策略主义",忽视扶贫政策的实际产出;议题网络影响力较弱,主体性地位丧失,致使扶贫政策执行精准力度有限。新时代针对政策执行困境可通过建立开放性政策网络,协调府际网络合作机制,增强专业网络自我管控能力,强化议题网络话语权加以破解。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