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诗刊》:纸上坚守和民刊之“民”

《九月诗刊》自2004年创刊以来,以"专题化"办刊、办奖促办刊的思路,以及出刊的稳定性、持续性和综合质量而在广东乃至全国产生了相当影响。《九月诗刊》既团结和凝聚了一批本土诗人,推动了近年潮汕诗歌的繁荣;又在国内外的区域性诗歌交流上做出了相当贡献。作为一份诗歌民刊它还促使我们去思考:民刊之民间属性如何拓展,网络传播时代纸质民刊该如何坚守等问题。     

从民间出版到独立出版——以近年民间诗歌传播为例

面对风起云涌的诗歌民刊,我们应该思考"民间出版"与"独立出版"现象,因为这或许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这也是为民刊寻找合法性的最后依据。杨克版《中国新诗年鉴》和民间出版人潘洗尘等个案透视出民间出版在传统的体制化出版与现代独立出版之间的文化境遇,同时也预示了真正意义的独立出版已经绽放萌芽。而汉语诗歌资料馆、不是出版基金(The Atypical)、黑哨诗歌出版计划、坏蛋出版计划等层出不穷的民间印行机构,则已经形成了崛起的"独立出版"现象。     

“民族志”在汉语世界的古代表述

"民族志"落地中国并不是简单的中西间对接,因为在具有几千年书写传统的文献中国里,我们所称之为"民族志"的术语,绝不仅仅是西方的"ethnography"。文章结合有关西南表述的汉语文献,试图梳理"民""族""志"的汉文献传统。笔者认为,这一传统可为从世界性的结构里完整地认知民族志表述提供思考。     

中国大陆“诽官案”实证研究

1996年至2010年在大陆报刊、杂志、网络上可检索到的"诽官案"共计45件。这些被舆论称为"官告民"的刑事诽谤案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争鸣,甚至成为了舆情、政情的风向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解读这些现实案例所呈现出的诸多问题,可观我国社情、舆情以及官民关系之一斑,并站在"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视角,为中国当下"诽官案"现象提供政治与法律上的应对之策。     

“国进民退”论:数据内外之辨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政府与公众都可能会关注不同所有制资本发展的差异。中国当前是否存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从数据反映的事实和政府偏好等方面看,中国当前并不存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现象,即使在个别行业、个别地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也可以认为是国企在近十多年来与民企、外企的同台竞争中,其内在运行效率、效益被一定程度地激活所致,是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一次主动出击。公众之所以有"国进民退"的认知,主要是由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民间资本在行业进入机会、金融与财税等方面感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地方政府的歧视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政府应逐渐减少对国有资本的保护,放松对民间投资的门槛限制,消除国有正规金融对非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歧视,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防止政策"逼退"民间资本。无论政府、学者还是公众,都要树立真正市场经济下的价值标准,对"国企"、"民企"、"外企"不应带有感情和主观的偏向。     

“民赔官”案件初探

"民赔官"是指公民在损坏政府直接管理的公共设施时依法向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这是一种大量存在但又不太引人注目的赔偿方式。"民赔官"的本质应当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赔偿制度,由于政府的追偿通常伴随着行政处罚,出于效率和经济原则考虑,赔偿程序上应当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赔偿金与罚款一并收缴,如果发生争议,应当采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     

从“千里长堤”兴修看清代社会权力的转移

"千里长堤"是清代在河北平原中部兴修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主体形成于乾隆年间,并持续修缮讫于清末,至民国年间逐渐解体。在长堤修筑过程中,既有朝廷发帑修筑的官堤,也有劝用民力兴建的民埝,"千里长堤"的修筑方式既有"民堤官修",也有"官堤民修"。清代初期,朝廷借助发帑等方式积极介入地方社会事务。一旦长堤修筑完毕,维护成为常态后,国家将维护修缮权力交由地方政府,最终由地方士绅总领其事,民间乡绅遂由公共事务权力的执行者变为执掌者,伴随着权力上升的是清末民初浩大的地方自治运动。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民主”之“民”辨析

“民主”之“民”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官而言，二是相对于个人而言；因而民作主也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官作主而言，二是相对于个人作主而言。     

《商君书》"以奸民治善民"论探析

商鞅等战国时法家人物“以奸民治善民”的政治理论命题,反映了商鞅等人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消除世卿世禄的宗法贵族制,强化民间连坐制度等而实行的一种以民为寇仇,卑民辱民以重爵尊官,让民互相监视、告发的社会控制措施。其目的是弱民以强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何以确立——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分析视角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最为重要的成果,已有研究多以产权、绩效、制度变迁等视角对其确立进行解析,但缺乏从文化传统和"官""民"互动等维度的探讨。为此,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及其内涵出发,基于"小传统"的排他性、"大传统"容纳性及二者互动等维度探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的社会文化内涵。研究结果表明,"小传统"对"大传统"的排斥建构了承包责任制确立的微观基础;"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渐进式接纳确立了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双向互动则是内嵌于承包责任制形成过程的文化机理。为发挥"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双向推动作用,从传统改造、文化协调和提高文化多样性等方面进行思考。     

“悬书”、“露布”源流考

自汉魏以来的"露布",是作为征讨檄文和报捷文书而存在的,但是"露布"的起源却为早在先秦时期的"悬书",这种"官文书"的发布与传通方式,作为由上而下政治传播的主流而存在。当它们作为由下而上或者由民间到民间的传播方式而存在时,则是被严格限制和禁止的。这反映了由先秦初期封建君主制,到秦汉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层面的历史巨变。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在长期从事和领导中日外交的实践活动中,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具有民间外交特色的方针,开创了新型的外交范式,形成和确立了具有独到韵味而又不乏普遍意义的民间外交思想。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具有坚定的政治性、深刻的人民性和多阶层广泛性等特点。民间外交这一外交模式对今天正确处理中日两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齿德双隆:明代徽州的“寿官”

在明代优老政策的支持下,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寿官"群体。就府一级单位而言,徽州是"寿官"规模较大的区域。徽州"寿官"是由地方府县两级官员依照皇帝诏书,恩授或例授而来,其间有着一定的遴选机制与请得程序。老人通过官员选拔或民间举荐获得相关资格后,经相关部门确认,最终以府县官府的名义授予冠带。尽管"寿官"没有功名,但他们仍可被视为徽州士绅群体的组成部分。"寿官"在荣获冠带前就已有地方声望,获得荣耀后则可通过乡饮制度与地方官员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被地方社会视为道德榜样。     

六月话“六”

在大多数国人心中,"六"与"顺"是相通的,这种崇尚"六"的历史由来已久。周代初,周公旦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官制礼仪等都按"六"来安排。例如:"六官",指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种职务;古代学校     

公共危机下“官微”的政府形象修复策略与效果

政府形象修复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政府"官微"为其形象修复活动提供了新的场景和工具。但是,在面对一些偶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时,"官微"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以天津"8·12"重大事故为例,从危机情境到策略选择的视角切入,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不难看出:"官微"对政府形象修复尚存在着修复意识有待加强、修复能力存在欠缺等典型问题,需要政府官员卸下"官本位"思想的包袱和"面子"心理,与公众进行更加平等和开诚布公的沟通,使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实现更亲密的对接。     

中、西文学“民间”理念之比较

19世纪西方民俗学创立,20世纪中国民俗学诞生,分别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时期关怀"民间",其出发点有着一致性,也有相异之处;中、西方对"民间"之"民"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性,不同的文化精神也使得"民间"的内涵同中有异;反映在文学领域,西方文学秉承"民间"人文精神,张扬个性、思想自由,文学创作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并表现出自下而上(个人指向人类)的特征;中国文人则始终没有摆脱"民众导师"的立场,自上而下地俯视人间(民间),这一特点主宰着文艺创作.     

“同人女”群体中的虚拟生活行为析论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数字化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嵌入,各种各样的网络趣缘群体正在兴起,并为参与者提供了一条新的自我认同的途径。本文选取同人女网络趣缘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人类学中的虚拟田野调查法,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对同人女群体的特征、互动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同人女群体中的认同,归纳同人女群体借助网络资源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并提出正确引导"同人女群体"的在虚拟生活实践的认知与行为,对建构"以人为本"的网络社会有着重大的意义。在网络社区兴起的同人女文化,是一种具有后现代性的性别亚文化。它的出现表明了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充满了情感风险和多样化选择的时代,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困惑。     

“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论明代帖文的双重属性——以徽州文书与石刻史料为中心

作为明代地方常见下行文书,帖文广泛应用于基层政治、经济、司法等领域,且从文书实例来看,其行移对象也由县衙拓展至民间社会。正因如此,帖文兼具"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州县给帖"集中体现在官府对国家政策的落实,突出文书行政的程序性与合法性;而"乞帖为照"则是民间百姓基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将帖文作为官给凭证予以留存。     

《新青年》主将的伦理意识与“五四”知识者的失位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历程,自晚清思想与文学的觉醒起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勃兴,对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态度之争终于达到高点。可无论在观念上如何取舍,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同人总无法摆脱作为传统继承人的"人子"身份和未来引导者的"人父"身份。论题结合《新青年》杂志刊出的同人作品以及他们的回忆性文章,以思想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讨论的基点,进而发现他们"为人子"与"做人父"、"本为徒"与"实为师"等双重角色并构来思考和反思这一代人的知识问题,进而为知识分子问题做出历史性的反思并且抽象出其对当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