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之思与信史精神——万斯同、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的编纂

万斯同和温睿临同为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二人交谊笃厚,互相推重.万斯同以二十余年之辛劳,为官修<明史>作出卓越贡献,他以务存信史、别识心裁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在史料上强调广采和别择,在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务求严谨、精审,尤其关心保存南明史的记载.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是在万斯同的鼓励与帮助下完成的,此书在修史格局上苦心经营,以"纪略"起到"本纪"的作用,与清朝官方"深没南明"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列传的撰写和编排上,突出忠臣义士的功绩,对抗清活动记载颇详.足见万斯同的故国之思和信史精神,均在<南疆逸史>中得到成功体现,这部佳作的撰成是万、温两位史家深厚友谊的见证和爱国思想的结晶.     

试论清初东北流人诗

清初东北流人诗,是在清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镇压和流放的政策中产生的。从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到康熙死去的八十年;是清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并从精神上打击反抗的意识,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打击相结合的两面政策。在大开科举考试,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的同时,对敢于反抗的汉族知识分子施行严厉的镇压。清初八十年,连年而起的科场案、江南奏销案、浙     

元杂剧中的宋江和燕青形象考述——兼论《水浒传》与水浒戏人物描写的演变、发展关系

元杂剧中的宋江是一个有胆有识、治军严明、为民除害而与官军作对的农民起义领袖 ,“勇悍狂侠” ;而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 ,则是一个封建正统思想浓厚的地主阶级的忠臣义士 ,仁义长厚。元杂剧中的燕青是一个重情义、疾恶如仇、敢于反抗、智勇双全、忠于梁山事业的英雄 ,《水浒传》则在此基础上 ,更加成功地把他塑造成一位多才多艺、无所不能的好汉 ,功不可没     

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清初清朝统治者为恢复东北地区残破的经济,积极鼓励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而当汉族民人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后,清廷又于乾隆五年颁布旨在阻止汉族民人出关的封禁政策。封禁政策集中体现了清朝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最终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论《聊斋志异·青凤》的文化意蕴及启示

<青凤>中的耿生有"狂"的特点,其实是钟情而有担当,勇敢而不畏艰险,这代表了蒲松龄对于清初理学盛行、社会弥漫文弱风气的补救;青凤和孝儿则孝顺长辈,不忘旧恩.这些特点代表了蒲松龄所张扬的基本人格,也是他对民族精神的理想设计和承继,还隐约有对清初异族统治时代汉族知识分子尴尬的处境的化解,即认为认同儒家文化的满清统治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当代民族精神的重振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无启示.     

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特点

由于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而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而当时的满族人数很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日的地协调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蒙古族、汉族、藏族在清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则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这是由不同民族关系在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决定的.     

逃避现实心理与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自娱倾向

清初由于统治者的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形成普遍的逃避现实心理.这种心理也影响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作品侧重于才子佳人、穷书生发达和喜剧性故事等,远离现实,不能真实、本质地揭示现实矛盾,表现出明显的自娱倾向.     

从《小城春秋》到《青春之歌》——知识分子形象类型化的开始和完成

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化其实是从《小城春秋》开始的,《青春之歌》则使之进一步完善和成熟。两部小说对知识分子类型化处理的要素可以概括为"一个标准"、"两个向度"、"四种类型",即在高度一元的政治标准统摄下,从政治属性和个人情感属性两个向度对知识分子展开描写和评价,并最终把他们划分为革命知识分子、进步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和反动知识分子四种类型。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论语》理想人格新论

深入研究<论语>文本可以发现,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并不是后世儒者所称道的"圣人"而是"君子"."君子",既是孔子<论语>言说的主体,也是孔子<论语>的理想人格追求.而"君子"作为一种区别于"圣人"人格的理想人格类型,主要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人格问题的提出,既与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崛起有关,又与对其作为社会和谐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的充分显现有关.君子人格的理想构建,既基于对"礼"的合理性与"仁"的主体性的价值认同,又是对通过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使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上达到对"礼"的自觉维护的一种预期.立足于现实性生活实践,完成对君子人格的模式设计和对知识分子的现实人格的价值提升,既是孔子<论语>思想的基本点和着力点,也是其所以能够引领儒家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前进方向的深层原因.科学地继承孔子人格理论的合理内核,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崇高追求,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嘉善矜恶 取是舍非——序《秦桧传》

中国的传统史学 ,值得称颂之处很多 ,而其中“寓褒贬 ,别善恶” ,“嘉善矜恶 ,取是舍非”的“春秋笔法” ,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史家褒贬善恶 ,主要是对人而不是对事。即使是写事 ,也离不开人。不论什么体裁的史书 ,其记事、记言、记行 ,实际上都是记人物的活动事迹。人类的历史 ,本是由人们各种活动“编织”起来的。它犹如一座大舞台 ,在这座舞台上 ,曾经有多少人以各种形式演出过一幕又一幕喜剧、闹剧和悲剧。其中的重要角色 ,有被史家誉之为圣主贤相、英雄豪杰、忠臣义士、孝子仁人、鸿儒硕学者 ,这大抵属于“正生”之类 ;亦有被史…     

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山水画风格逸放不羁的“清四僧”

清初,很多知识分子坚持民族气节,因痛恨清朝统治者削发为僧,以绘画避世山林,抒发愤慨和忧愁。作品不但有“元四家”那样的气韵超逸,抒发性灵,更有一股逸放不羁的个人风格,这类画家尤以“清四僧”为代表。     

从文本细读看瞿秋白精神生态

瞿秋白精神世界中具有诸多互相矛盾对立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济世与避世的愿望在其心里兼而有之,他虽然选择了前者,但避世的愿望时有流露;肉体的病弱,既激发了他向死而生的决心和斗志,又使他时时生出消极退缩和随波逐流的念头;其精神结构中信仰与怀疑、肯定与否定精神并存,使他对于"革命"和"自我"等问题的认知复杂多面。这昭示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艰难心路历程,也预示了革命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从忠奸斗争与复仇意识看屈原对伍子胥的理解认同

忠与奸,思与仇,在中国古代是牵涉面广又影响深巨的重要伦理范畴。忠奸是借以区别直臣义士、佞臣贼子的尺度,主要同传统社会机构中政治斗争、臣子对君国态度相联系;而复仇则是同人的天性相关联的情感冲动和社会现象。忠奸斗争与复仇的纠葛,主要体现在历史主体对忠臣的同情钦敬与对奸佞的痛恨揭露上。在中国古代,伍子胥既为忠臣又是一个复仇英雄,但其复仇,对象偏偏又是屈原——人所共知的忠臣所爱之国及楚王,这就为我们探讨忠奸与复仇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课题视角。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20世纪30年代,早在<申报月刊>进行中国现代化大讨论之前,<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就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如统一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统一与建设之间的关系;政权统一是靠武力还是靠政治抑或是靠经济;建设应无为还是有为;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工业化、是复兴农村还是农村工业;留学是盲目还是理智等等.<独立评论>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了各自的才智,他们的言论虽带有一些理想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民党当局的决策,他们虽"言人人殊"却又"殊途同归"——企盼中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     

论辽代契丹的正统化运动

正统化是辽代"汉化"或"封建化"的实质,辽代历史发展贯穿着契丹统治者树立正统形象的努力.为了争得正统,赢得汉族民众的认同和归附,契丹统治者在民族血统方面将自己认定为华夏圣王的后裔;采取"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发展儒学,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在政治军事方面不断进取中原,试图统一天下.辽代确立正统的努力有效地保证了其统治的稳固和长久.     

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待遇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

自19世纪以来欧洲主流学术界认为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具有闭关性和排外性的观点,一直被我国学术界所接纳和认同。所谓"闭关"的观点,虽然揭示了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的根本属性,但它却是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强加于清朝的话语霸权;若从英国本身自17至18世纪末曾连续颁布的排他性的《航海条例》等法令看,当时英国指责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虚伪性显而易见。如果对清朝关于本国商民出海贸易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基本政策、关税征收和具体管理措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清朝采取的是有利于外国商人却不利于本国商人的海外贸易政策。因此,清朝政策并不具有排外性。从本质上看,清朝在海外贸易方面对本国商人与外国商人采取不同待遇的政策取向,是"重农抑商"和"怀柔远人"两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明郑时期台湾民众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的互动

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一批注重汉民族气节的仁人志士跟随明郑政权东渡台湾,形成台湾明朝遗民群体.他们坚持汉族"华夷之辨"的儒家正统观念,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在明郑政权在同清朝政府的斗争中,又产生分据台湾对抗清朝的本土意识.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明朝遗民对抗满族统治的民族精神,在避居台湾后转化成热爱台湾这块不受清朝统治土地的本土意识.这种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的并存与互动,构成台湾汉族民众反抗清朝满族统治的两个思想层面.     

也谈清朝为什么尊重王船山

<正> 王船山所处的历史时期,正值明朝社会大变动时期,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推翻明王朝;继而清贵族入主中原,通过一系列高压政策的实施,建立了清王朝。作为一个明朝遗臣、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受到世人和后代交口赞誉,甚至留下了“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