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精神”与儒家价值观的当代交融

在学术研究中,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儒家价值观浸润了独特的理论情怀。"韦伯命题"宣称:经由儒教无法通达资本主义大道。如此,儒家价值观与资本逻辑的思想载体——资本精神,也便丧失沟通之合法性。在资本全球扩张的今天,资本精神与儒家价值观内在一致性的开掘、中国市场经济独特属性的凸显,打破了"韦伯命题"的逻辑强制,进而使得二者深入交融成为必要和可能。而构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呼求,则又为它们互溶互生,提供了契机、载体和通途。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技术哲学思想述评

马克斯.韦伯提出并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很多具体的社会技术,如法律技术、管理技术等社会技术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揭示了社会技术的理论渊源和社会技术的主要功能,并在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对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社会生活秩序与社会技术、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技术哲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对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的文化考察

近几年来,国际学人从对韦伯(Max Weher)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义精神”的理论探讨中,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正式提到了国际学研究的议程,“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已成为当前海内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新加坡可说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政府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社会推行儒家伦     

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与再研究

韦伯命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具有新教伦理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争论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此文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检验韦伯命题,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     

马克斯·韦伯和科尔曼的社会行动理论之比较

社会行动是社会学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研究领域,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深化社会行动理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理论关系探究主要是“科尔曼的理性选择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行动的渊源”;更多的则是现实研究,从平行的理论角度论述了两者的理论对“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的贡献,以及二者的理论在城市社区阶层化、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等具体问题上的应用。本文将以社会行动为理论基点,通过对韦伯和科尔曼的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对象、社会行动的内涵与类别等方面的比较,理清二者在社会行动理论上的关系脉络,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社会行动理论。这在理论研究上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十九世纪中叶上海租界社会风尚与民间生活伦理

一、问题的提出:民间生活伦理 儒家世俗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课题。所谓世俗伦理或称民间伦理,乃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具有心理约束力的伦理观念。触发这一讨论契机的是对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再思考。但是,立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看,仅以韦伯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民间伦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构建和谐社会——对合理化与异化的扬弃

本文通过理论追溯，阐述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间内在联系，并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合理化、异化与社会发展的逻辑辨证关系，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和谐的社会就是对合理化与异化不断扬弃的社会，探讨了其对当前我国现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斯·韦伯论中国社会和儒家思想

<正> 马克斯·韦伯堪称二十世纪社会与政治比较研究的巨擘之一。他的宗教社会学和统治社会学理论,包括官僚政治、个人魅力型权威和世袭制的界说以及城市的类型及其概念,迄今仍是这些研究领域的重要典范。除开社会学领域,韦伯似乎还以研究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广为人知。他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新教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然而,近年来,韦伯关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著作,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旨在概述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理论,并附带讨论一下他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与地位。但是,如果脱离了韦伯的其它著述,尤其是他的关于宗教道德价值同理     

资本原始积累与社会理性化的本质差异

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各自进行了不同的分析.然而,一直以来,在韦伯学说的研究中,有人认为韦伯的社会理性化学说是对马克思从资本原始积累角度所作分析的补充甚至超越.这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不仅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异质性理论,削弱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而且直接影响到他所作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二者在逻辑起点、理论内涵和目标指向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不同分析,实质反映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形成的一般规律的不同认识.     

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合理性理论的内在关联

在方法论问题上,韦伯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要想理解韦伯价值中立原则的真正内涵,必须深入其理论逻辑内部.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是不相容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工具合理性取代价值合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消解了价值与意义,但是却为现代社会带来了规范与效率,因而具有其内在合理性.由此出发,虽然韦伯已经看到了在人文社会学科内,完全排斥主观性与价值的维度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试图将在实践领域代表了规范与效率的工具理性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他的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合理性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是韦伯整个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权力、统治与正当性——简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

韦伯的政治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后人多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他的政治理念.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其中韦伯尤为重视法律与政治或统治方式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正当性"问题的探讨,韦伯揭示了现代"自由社会"中惟一的正当统治形式"法治"的特征和内涵.     

合理性理论与中国现代性建设

现代化理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合理性问题与合理化问题的理解。比较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困境”的韦伯到“整合”的哈贝马斯反映了“从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到道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发展。交往合理性承认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从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出发,与世界主义、平等主义、对话的普遍主义相联系的多元主义将有利于中国的现代性建设。     

阶级地位与市场机遇:韦伯的阶级理论——兼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比较

马克思和韦伯对阶级现象的考察和研究,虽在立场和观点上差异颇大甚至对立,前者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后者则主要以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多元价值的社会历史观为依据,但是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他们的阶级理论却都是这一问题研究的最突出成果。本文旨在以韦伯的原著为依据,系统阐述他的阶级理论,在此基础上比较二者阶级理论的异同。一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是由经济利益出发研究阶级的。他认为“产生‘阶级’的因素毫无疑问地是经济利益。”但他又认为,阶级利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这是因为,一方面,     

韦伯的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解析

建构主义理论是当今众多学科研究和运用的热点理论。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也是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韦伯的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研究者从方法论、社会活动、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等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阐明了韦伯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的类型及内涵,提出了韦伯社会学建构主义理论框架,这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重大指导意义。     

韦伯、米乐斯的“科层制”理论之比较

韦伯、米尔斯的“科层制”理论之比较官欣荣对科层制的社会学研究，自德国经典社会学奠基人韦伯开始，一直是社会学的传统课题，帕累托、帕森斯、罗斯、默顿、米尔斯等美国各流派的社会学大师们都涉足于此。限于篇幅，本文拟就韦伯、米尔斯对科层制的有关论述作一比较、分...     

科层管理与精英民主的矛盾紧张——韦伯政治社会学思想述评

一传记作家柯林斯曾说：没有争议就没有韦伯。这不仅因为当代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都不能不追溯到韦伯或从韦伯那里汲取灵感，而且还因为，韦伯思想中包含着一些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倾向，遂使各种解释成为可能。以其对现代政治变迁的分析而论，韦伯所揭示出的科层官僚与政治精...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新儒家、心性之学与现代化

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论争,可以说是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基督教与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以及反思了“资本主义精神”之后,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基督教的文化是适应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能够培植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而儒家的道德伦理,由于要求人们去适应现世秩序,因而是无法成为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的。其次是由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以及这一时期港台新儒家为宏扬中华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