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查继佐的南明史论

查继佐对南明史的研究,不仅表现在他对南明之史的编纂上,更突出地反映于他的南明史论.他的南明史论,具有多种形式和显著特点.其重要者,应该是对南明覆亡的思考、分析和总结,以及彰善瘅恶、表彰忠义等.     

略说査继佐的南明史论

査继佐对南明史的研究,不仅表现在他对南明之史的编纂上,更突出地反映于他的南明史论。他的南明史论,具有多种形式和显著特点。其重要者,应该是对南明覆亡的思考、分析和总结,以及彰善瘅恶、表彰忠义等。     

吴梅村八年遗民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政治心态

吴梅村是清初诗坛领袖,明清易代之后,他在江南度过了八年遗民生活,此间,他的诗歌创作与政治心态跟在明之时和被迫仕清之后都有所不同。他选择了隐居不仕以保持气节做前明遗民的道路,这个时期的创作多抒写怀念故明的主题,既有沉痛哀切之作,也有悲愤扬厉之气,虽然他未参与反清复明活动,但一直关注南明诸王的抗清战争,对南明政权寄予极大期望,而对清政权有所讽谴、有所揭露、有所批判,对南明政权中的误国权奸则持较严厉的批判态度。     

吴梅村书写的南明政权及其批判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导致大明政权的崩溃,然而在南京另立新政权的南明弘光帝却荒淫无道,臣下则陷于内斗,以致政权迅速瓦解,其他南明政权亦相继败亡。偏安无望、恢复无谋,吴梅村虽如众遗民般在余生均陷于亡国的无尽悲哀之中,然却以诗歌书写其亲身经历而不为正史所载的重大事件,对南明政权做出无情的揭露与鞭挞。至于忠臣勇将以及抗清民众,吴梅村则予以热情的歌颂,为后世留下极为珍贵的甲申诗史。     

文武殊途：辛弃疾诗词中功名实现途径差异及原因

辛弃疾在词作中反复渲染由出将而入相的价值表达，并否定科举入仕的主流价值途径，亦在极少部分的词作中认可由孝义而入仕的途径。在诗中则回归南宋主流士大夫的身份逻辑，呈现出由科举、孝义等传统途径入仕的表达，对于由武功而入仕之路径避而不谈。因此辛弃疾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中呈现出了巨大的身份差异，词中，辛弃疾是一位武将，而诗中辛弃疾则变成一位文臣。文武殊途，是辛弃疾“胸中今古，止用为词”的根本原因。大体而言，辛词中武将之身份对应本性之情感，慷慨悲壮；辛诗中文人之属性对应安顿之情感，中正平和。     

一位积极推进司法进步的大法官——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振清

正王振清这个人长得虎背熊腰,黑脸厐,不讲话时,表情很严肃,只要他张嘴说话,就很幽默、很风趣。初见王振清的人,都觉得他长得憨厚,像个大将军,也有人觉得他像个"黑脸包公",脸上"挂官相",总的评价就是个"武将"不会是"文官"。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

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分出一点时间来爱

魏源是清代著名思想家,他学问渊博,同时也是位很谦和的人。有一年,武将王锡朋受布政使贺长龄之令,来接魏源到江苏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当他傲气冲冲的来到魏源的家门口,给仆人报上姓名后,竟见魏源亲自走     

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为防御辽朝,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但多地位低微,领兵数少。在宋辽战争中,依据御赐阵图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甚至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则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突破将从中御的限制,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武将畏谨之风日盛,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自宋太祖始就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谁断了李陵的归汉梦？

李陵何许人也,他乃是西汉将领李广之孙,应该说来,李陵擅长骑射,英勇善战,爱护士兵．人缘皆好,是汉朝一位不可多得的武将。公元前九九年秋天,李陵奉汉武帝之命,率兵出师匈奴,战斗打响之后,李陵又主动请求五千步卒,与匈奴八万军决死恶战,他以一当十,连战连捷,原本,     

论吕柟的“学仁学天”说

吕柟是明代关中之学的大儒,其思想特征主要体现于他的＂学仁学天＂说。一方面,本着＂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吕木冉要求学者＂以天为学＂,对各家思想学说要兼容并蓄,不偏于一端;另一方面,学者应＂以仁为心＂,这既是＂学天＂的一个基本内容,也是在面对朱子学与阳明学并立相争的环境下进行的第三种选择,即向先秦孔子思想的回归。     

吕柟与阳明心学之间的论学交往考

吕柟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著名理学家,在阳明心学昌盛之时,他坚持程朱理学的基本立场,同时通过与心学学者的论学交往,反思了程朱理学的不足,修正了自己的部分观点,以争取与心学更大的对话空间。吕柟的这种学术取向客观上促进了理学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共同发展。     

论先秦诸子的“尚武”思想

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尚文”,其“尚武”的一面往往为学界所忽略.事实上,先秦的尚武之风浓烈,先秦诸子的典籍也包含着尚武的思想,儒家尚勇尚战尚兵,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尚兵,尚以弱胜强,崇侠;墨家重强重力,诛暴戾,任侠,非攻;法家重力,重刑法,重耕战,以器制暴,把战之力、法之力和国之力融为一体.几家尚武思想都旨归于“崇使尚义”,对后世思想影响犹存.     

焦竑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

焦竑是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文章家、藏书家。他对公安三袁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三袁接受心学的来源渠道之一。袁宏道视其为师,并且,他的文学发展观、“性灵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文学观。同时,他和公安派重要成员陶望龄、黄辉友善,他们之间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谈道、论学”的交往。梳理辨析他们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对公安三袁接受心学的途径、影响程度、文学观的形成过程、明代文学思想的嬗变等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     

南宋抗蒙第一记功碑——龙岩摩崖

龙岩摩崖记录了南宋末年抗蒙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龙岩城抗蒙保卫战。作为南宋政权的南部军事重镇，龙岩城从修筑到最后被蒙军攻破始终受到当时国家政权的高度关注。龙岩城抗蒙保卫战的胜利揭开了南宋末年抗蒙战争阶段性胜利的第一页，为扭转战争态势，推迟南宋的灭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待问与佛山古建筑修缮——以佛山祖庙灵应祠古建筑修缮为主

李待问,字葵孺。号献衷。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登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他倡捐或捐资重修祖庙灵应祠门楼（现祖庙内的崇敬门和端肃门）,鼓楼,大修灵应祠和复筑灵应祠照壁。亲自题灵应祠“紫霄宫”匾额,紫霄官前和三门前中门的对联。捐资重修佛山通济桥并建凉亭于桥的左畔。他对佛山的拳拳桑梓之情,在此一一得到体现。     

论吕柟的为学工夫

明代中期的关中大儒吕柟继承河东学派的学风,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倡导为学工夫,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书上学工夫＂,贯通科举与修德,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事上学工夫＂,衔接事与学,继承了宋儒＂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他倡导的为学工夫在明朝中期虽无力与精致的心学抗衡,但在心学发展末期却有纠偏救弊之功。     

从《群音类选》看元明剧本的“改编过渡”现象

通过对明代戏曲选本《群音类选》所收录的一部分孤佚剧曲的梳理与考释,援用＂改编过渡本＂这一概念对宋元南戏、元明杂剧到明清传奇之间的演变轨迹进行探索,可以揭示出元明戏曲发展史中的一些＂改编过渡本＂及其重要意义。     

从吕柟思想看关学对河东之学的发展

薛瑄的河东之学传承至吕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是对形上问题的兴趣减弱,理气关系由"理气无先后"转变为"理气一体"。二是关注的重心转入到日常事为上,工夫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体证形上本体。三是强调经学,主张明经修行,认为经要以实用、义理为主。吕柟思想上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河东之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变化,同时亦构成了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的集大成作用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起着集大成作用。他的集大成作用主要表现在：论证了理学教育的理论基础;继承孟子以明人伦为主旨的教育目的论;构建“三纲五常”为“天理”的德育论;提出了格物穷理以致知的教学论思想;遍注群经,辑合并注解《四书》和北宋理学家著作,深刻影响我国南宋以后封建社会后期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