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案例谈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王某,男,37岁,农民. 1998年2月,王某因承包鱼塘与邻居刘某(男,65岁)发生纠纷,后又因生活琐事多次与刘某发生争吵,王某怀恨在心,遂生杀害刘某之念.6月12日中午,王某见刘某单独一人在家,遂悄悄至刘某身后,用力掐住刘某颈部至其昏迷,刘某倒地时,其上小学的8岁孙子正好放学回家,王某见状,急忙放开刘某,离开现场.经鉴定,刘某伤情为轻伤.     

自愿赠与不是彩礼

恋人间赠与财物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当情谊不再，旧爱难续时，有人却对簿公堂，想要索回财物。今年28岁的杨某在津市某单位上班，父母经商，家境殷实，与27岁的柳某是高中同学。杨读高中时就对柳有好感。     

我能否要求解除合同

杨某在2006年办理了一张沈阳某银行信用卡，两年多来，一直用该卡消费、取现。杨某从事报关工作，年薪有10万元，一直潇潇洒洒刷卡消费，一到工资发下来，就把上月透支消费款还上。     

妻子与丈夫同享性自主权——我国首例因婚内强奸而伤害致死案审理纪实

1995年6月21日,中央电视台分别在第一套节目、第三套节目播出了这样一条令人关注的专题新闻:“我国首例因婚内强奸行为而引起的故意伤害致死案在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审结,被告人曹炳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目前已押往郑州监狱服刑”。 曹炳建,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现年23岁,河南省社旗县郝寨乡大高庄村青年农民;妻子周桂菊,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妇女。曹炳建史弟5人,排行老二,老父老母都已70多岁了,家境贫寒。曹炳建身边有两个小孩,大的4岁,小的1岁半。因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要罚款,曹炳建家里没钱,便让妻子到邻近的郭集乡郭集     

药为什么贵在病人头上

时下,凡看病的都说药贵。药,为何贵?贵在谁身上?从以下4个药品定价中可见一斑。 ○江苏省某药厂生产的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0.2克、100毫升)零售价每瓶62.30元,批发价54.20元,出厂价46.80元。该厂实行批量作价,去年以上半年到款件数确定供     

刑事被告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兼论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

刑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主体,与控诉方和法院构成了诉讼三方.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刑事被告人与犯罪相联系,认为刑事被告人即是在提起诉讼以后的一审审判阶段因实体性犯罪行为而受到指控的人.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还是刑事被告人,其究竟应为何人,原一审中的刑事被告人在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是否还应是被告,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不明确.本文从刑事被告人概念入手,分析了刑事被告人身份确定的依据,认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并论证了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从而拓展了通常意义上刑事被告人的范围,以期促进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构建的科学化.     

离婚前如何保全共有财产

杨某与赵某婚后感情不合,始终未同居。赵某一个月前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经法院调解,杨某也表示愿意离婚。赵某认为不久就会离婚,便偷偷转移家庭夫妻共有财产。杨某得知此事后,十分着急,但不知怎样才能保全共有财产,遂到法律事务所询问。 像杨某遇到的上述问题,在离婚案件中并不少     

怎么改掉火爆脾气

案例章某,男,26岁,某校研究生,已婚。从小脾气急躁,在家里常因一些小事对妻子或小孩发脾气;在学校,也因坏脾气而与同学们日渐疏远。章某深知自己这种脾气不好,很想改一改。那么,坏脾气是与生俱来的吗？能否改掉呢？分析人的脾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坏脾气能不能改掉呢？这要从人的气质问题说起。     

不投交强险 行车很危险

案情：曹某驾驶没有交强险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与对向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致电动车驾驶员杨某当场死亡，交警认定曹某承担此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杨某承担主要责任。     

“普通程序简化审”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探讨

作为“被告人认罪”后的案件快速处理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限制了被告人的很多权利,如无罪推定权和沉默权等,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尤为重要。应从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保障被告人知悉权;明确协议主体只限于检察官与被告人,确保被告人认罪选择权;确立公诉方的量刑建议制度,确保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被告人律师帮助权四个方面,加强对普通程序简化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从权利角度看刑事被告人平等法律地位的保障

刑事诉讼程序是以对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为核心进行的,被告人毫无疑问应当是刑事诉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却往往得不到重视,其根源在于“权力本位”的法律传统以及人权意识的淡漠。从应然角度而言,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被告人与检察官地位平等是诉讼公正的前提。保障被告人平等地位与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密不可分。     

论我国刑事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

完整的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应包括动议权、同意或否决权、变更权。在我国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中,赋予了被告人在适用简易程序中的一些选择性权利,但忽略了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事立法,许多国家均确立了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动议权,是控辩平衡的必然要求;是程序参与原则的客观要求;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应确立被告人享有简易程序的动议权,并确立相关的规则加以完善。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遵循

既判力和免受双重危险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注释,前者以维护司法权威和法的安定性为目的;后者以保护被告人人权力为依归。为保护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重复追诉的改革必须始终以被告人免受双重危险原则为指导,只能允许以“法律错误”为由而开展抗诉和再审,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诉讼保障途径

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 ,以保护其合法利益的行为。在人类诉论发展史上 ,无论是在刑事诉讼雏形状态时期还是其后司法专横、把被告作为诉讼客体的中世纪 ,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 ,必然出自本能地对司法机关的指控进行自卫 ,进行申辩 ,以达到减刑或免除刑罚的目的。所以 ,辩护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诉讼权利。(一 )在近代民主制国家 ,各国均赋予刑事被告人以广泛的诉讼权利 ,如英美法系国家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保释权…     

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翻供

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有罪供述对犯罪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仅有被告人供述同时缺乏其他有罪证据相互印证,是被告人翻供的根本原因。要正确认识翻供的积极意义。被告人翻供时应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来审查判断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出于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平衡,对于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应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在我国的建构

程序选择权是体现刑事被告人诉讼主体性、参与性的一项诉讼权利,由于其涉及某些刑事程序的展开或某种刑事诉讼制度的实施,西方法治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均重视和赋予了被告人以该权利。在我国,由于传统诉讼文化、现行诉讼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不管是审判程序还是审理方式,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均处于缺失状态,从而导致不少问题。鉴于此,我国应在刑事诉讼制度中合理建构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     

略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指的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告人就自己是否有罪及罪行轻重进行当庭的最后辩护的权利。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可以说,被告人法庭审理阶段中的最后陈述权是一项重要的、法定的诉讼权利,然而从实践操作层面上来考察,就会发现对于被告人行使最后陈述权的态度并没有那么乐观。这种情况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     

试探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近代以来,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逐渐由惩罚、控制犯罪转向保障和维护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价值的重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的变化直接体现着刑事诉讼文明化、法制化的进程,而真正表征这一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切忌“一刀切”

现在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好得很。没有这样的干部,尤其是没有这样的领导干部,四化是化不成的。科学技术落后,刀耕火种,永远也达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千万不要搞一刀切,一说年轻化,便做出规定,哪一级三十岁以下,哪一级四十岁以下,哪一级五十岁以下,以年龄划线,定职务,提干部。一说知识化,便马上宣传,某机械专家当了工办副主任,全市生产立即改观;某农业技术员当了副县长,获得全面大增产。似乎原来生产上不去的唯一原因就在没让知识分子当领导,而现在生产发展了的唯一原因就是让知识分子当了领导。这是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经济学家不一定准得当商业局长才算     

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关系的现实分析

现实中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关系存在“过”与“不及”两种状况。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改造可以让辩护律师与被告人走得更近,但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律师相对独立的法律人格,应当使其在被告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