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哈尔滨市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52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拓展的Mincer收入函数,运用SPSS18.0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因素.得出研究结论:人口统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因素中,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收入的影响不稳定,工作经验以及隐含的技能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显著;职业特征因素中,周工作时间、岗位和行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显著.     

工会会员身份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

本文采用2013年和2016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雇主—雇员”匹配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工会会员身份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及其在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并进行了影响机制的探索和分析。研究发现,将工会会员身份的工资溢价效应分解为覆盖效应和会员效应后,覆盖效应的影响难以发挥,而会员效应的影响则存在代际差异,其只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显著,而在第一代农民工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覆盖效应难以发挥主要是由于工会未能有效地开展集体协商,会员效应存在代际差异则是源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需求层次所导致的入会行为导向的不同。本文研究,有利于企业工会着力解决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的长效增长机制,同时为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及实施多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权利的阙如问题

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权利贫困的群体。随着该群体内部的代际更替,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成长的“新生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已经成为群体的中坚力量,据估计,“新生代”中至少1/3为女性,年龄多为18～25岁,大多初高中毕业。虽然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接受过较其前辈较高层次的教育,接受了多元化的价值观,熟悉了市场经济,也习惯了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务工人员，这些务工人员又分乡镇以内务工和乡镇以外务工，乡镇以外务工人员称之为外出农民工。以下分析范围是指外出新生代农民工。     

四川农民工:流动、改变与发展

◆2020年四川省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573.4万人,同比增长3.7%◆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力军◆截至2020年底,全省创办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533个,入驻企业19861个,实现产值1759.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冲破城乡二元体制藩篱,掀起了流动迁徙大潮,从最初的涓涓细流汇集成川流不息的农民工大潮,规模之大、贡献之大前所未有。农民工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农民工规模大、稳定性强,能够常年保持较长的有效工作时间,加上劳动者素质稳定提升,为我国快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作出重大贡献。通过代际接力和“进退有据”的制度设计,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服务产业提供了源源不竭的人力资源,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基于潜变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构成、测度及现状等问题,从健康资本、经验资本和技能资本三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潜变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测度模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偏最小二乘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健康资本对于技能资本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健康资本通过技能资本对收入产生影响,技能资本和经验资本的差异直接导致其收入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技能资本和经验资本仍然偏低。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应该突破学历教育的局限,转向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上。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测算

Moran's指数是测度空间变量相关程度的重要方法,可以用于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聚类与城乡差距间空间相关程度,即测算单位新生代农民工向城镇转移的概率.文章在转移概率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人口基数可以测算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测算结果显示2014年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为11553.27万人.以城镇人口和农民工数量为基础进一步测算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各地分布情况,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布逐步递减,数量最多的省份为广东省,达到1118万人,最少的西藏地区仅为18万人.     

新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半对数模型回归结果,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两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第一,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及收入差距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受人力资本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很小;第二,人力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作用方式不同,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更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     

中国城乡居民多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根据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研究框架,基于CHIP2013和CHIP1995的调查数据,分别使用两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TS2S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城乡子代对父代和祖父代的多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发现:城镇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农村父子,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居民;在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模型中控制父代收入变量,城乡祖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回归系数都明显下降;城乡居民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都呈现递减的特征;城镇和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多代际收入流动现象差异明显。     

调查快报

全国：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吃苦耐劳的一代 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与其他年龄段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并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的比例为52-4％，平均每天工作9—1O个小时的比例为38．8％，     

教育、职业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双样本工具变量法,整合CHIP数据和CFPS数据,在克服多重计量偏误的基础上,测度并分析了教育、职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传递和职业传递是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但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镇居民的教育传递贡献率高于职业传递,农村居民则相反.利用代际流动矩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通过教育、职业路径向上流动的机会较低,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     

两代农民工流动动因与择业期望代际差异的比较

文章利用在广州市十区二市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特征及流动动因和择业期望.研究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观念、流动动因、流动行为和未来工作预期等己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基于区域合作治理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考量

文章依据调研数据,通过Logit二元选择模型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若干因素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指出区域合作治理能够较好地释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提出有效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需要转变思路、创新治理方式,构建区域合作治理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策略研究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显示。大约有9000万的“80后”和900万的“90后”务工人员来自农村,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务工主力。他们展现出不同于上代农民工的特点,这要求企业重新审视并因势利导。做好激励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的调查数据

职业转换率是衡量职业流动的主要指标,也是考察社会阶层流动性和社会公平性的重要指标。以陕西省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交叉列联表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培训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等个人因素对职业转换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率有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会的政策建议。     

调查快报

全国：七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 对10个省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东部地区务工。     

代次视角下农民工组织参与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安市1215名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2年“西安市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卡方检验和二分Logistic回归,在代次视角下分析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的特征和组织参与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具有稳定的制度性偏好,但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的风险增加;组织化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随着代次更替,作用方向不变,但程度减弱;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增加,具有同时促进制度化和抑制非制度化参与倾向的作用.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合可以细分为融入、接纳与和洽三个层次,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测度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表现为单向融入层次。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巨大差距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融合的根本性障碍,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未能得到实证检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然不高,但政府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计划在城市融合中表现出了积极作用,将是政府积极干预城市化融合的有力抓手。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农民工的家庭式迁移城市是真正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途径,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新生力量正在逐渐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坚力量,其家庭式迁移城市的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政府制定政策以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有序转移的最根本依据.以西安地区为例,通过对西安城六区进行间卷调查,利用1 04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发现职业收入、外出务工时间、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有重要影响,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制度则影响不明显.     

职业技能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6 704个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数据,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纠正以往模型未能有效解决的样本自我选择偏误问题,测算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在充分保证匹配质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日均工资因为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而增加3.157元到3.484元,月工资增幅大约为5.9%。这说明中国实施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职业技能培训对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进行新一轮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设计时,应该更多关注这类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