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重人远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

拓荒期的自然崇拜、笃信天命、信仰鬼神这种人类童年期共有的主要信仰形式，其宗教意味本来可以使中国象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产生宗教。但自周至春秋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场迥异西方造神运动的重人运动，孔子就是这个从原始宗教到人文思想演变运动的宗师。孔子的“人学”，涵摄了整个人类的美行美德，以理性思维代替宗教神学，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奠定了中国文化重人远神精神的主导地位，开辟了古代人文精神的新世纪。一、继天道而立人道夏、殷时，人的祸福完全由天、鬼神所决定，“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①…     

荀子的礼论及其师说

一、礼的起源与发展 礼起源于祭祀。《说文》中：“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事神致福的礼随着原始部落的火并和联盟的出现，渐渐由宗教形式蜕变为社会礼仪且制度化。“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王位，莫重于祭，”……     

“鬼神之为德”——一个性命论的视角

本文是从性命论哲学角度理解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思想中“鬼神”概念的一个尝试。首先,论文梳理了民国以来关于鬼神的六种说法,认为鬼的本义应来自对死亡的理解。在性命论哲学传统中,死亡并非对生命的否定,而是生命的一个阶段,因而对鬼的态度,代表了死亡在生命中的位置。在中国宗教与礼制传统中,鬼神二字经常连言,从《礼记·祭法》中对鬼的界定可知,有时候鬼神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与人世之阳相比,鬼神皆属阴,都有变化不测的特点。神代表着阴阳变易之不测,鬼代表着诡谲怪畏之变。由于对鬼神的理解都来自对生命本身的理解,所以鬼神是否客观存在,就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儒家礼学传统中,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通过对鬼神的态度来展现对性命展开的态度,才是鬼神之为德的礼学意义与宗教功能。     

人神合一的文化表征──楚辞和汉赋中的巫风

先秦的巫风，以楚国为最盛。汉代的巫风，以楚地为最盛。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楚人的巫风，在《楚辞》、《汉赋》中留下了丰富的记录。研究楚辞、汉赋中所见楚人的巫风，对我们了解巫术在楚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帮助的。一、《楚辞》、《汉赋》中所见之“神”、“鬼”、“灵”“巫”“觋”、“祝”神、鬼、灵、巫、觋、祝在《楚辞》、《汉赋》中交替出现，现据统计所得分述如下：（一）单称“神”，达70例，详见注①。（二）单称“鬼”，得6例（《山鬼》标题不算）详见注②。（三）“神”、“鬼”连称，得8例，按单出递增一倍…     

礼乐与先秦文化

武王克商、周朝开基,不仅是社会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由此产生质的转化和飞跃.商周两朝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正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具体地说,商王朝在政治上以绝对的人间暴力作为统治方式,在文化上以绝对的天命神学作为统治依据,两者是相辅相承的.例如,商王盘庚在实行迁都于殷的计划时,曾遭到许多执政贵族的非难和抵触,于是盘庚一面用暴力相威胁,一面用天命相劝诱,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到了殷商末年,王朝的统治已如积薪累卵,岌岌可危,纣王仍然迷狂地宣称,自己是受命于天,不可动摇的.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粗糙的天命论已失去维系人心的效能,赤裸     

21世纪中国宗教学研究前瞻

我认为，到21世纪，我国宗教学研究将会有一个超常的发展。宗教研究本来是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土多德把自己的第一哲学即关于有之为有的哲学宣布为“神学”；黑格尔曾突出地强调过艺术、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宗教同哲学的内在关联；我们中国历来就有艺术、宗教、哲学统一互补的思想，《中庸）｝宣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鲜明地强调了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相通性、一致性和互渗互补性；我国当代哲学大师贺诚先生在谈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艺术（诗教）、宗教（礼教）…     

试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内容丰富，思想精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明天人之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对天的态度三个方面阐述古代“天人关系”问题的内容，然后说明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明天人之分”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最早论及“天人相分”的是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他在驳斥神灶通过对星辰出设的观察而断定郑国将发生大火灾的占星术迷信思想时说：“天道远，人道还．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把天道和人道区别开…     

“事在”·“人在”·“义在”──马克思哲学是“意义形上学”

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形上之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时代精神,作为精神形上学的哲学则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这即是哲学的转向。现代人类精 神之重心转向人本身和人的生活,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正是现代精神重心之形上升 华,它面对三个世界：感性世界（事在）、人类世界（人在）、意义世界（义在）。这一哲学 是以感性现实生活为对象,以人类的理想本性为对尺对之进行人道评价而获得的意义世界, 即“为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世界,故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意义形上学,也即是人道主义 的现代哲学形态。     

死亡恐惧与异己恐惧——论存在主义的死亡意识

死亡问题，向来与哲学的发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对死亡的思考，也许正是存在主义哲学产生的契机：死亡恐惧，既为存在主义的情感之源，又乃存在主义哲学的推动剂。死亡意识的分歧，也规定着存在主义流派内在的差异。先期存在主义，以重造死亡恐惧，强化每一个个人“我自己的死”，进而过渡到充分意识“我自己的在”。后期存在主义，以异己恐惧取代死亡恐惧；在人神分离前提下，自然界、其他人、自己，都可能成为地狱。随死亡意识的更替，“向死的自由”，也迈向了“绝对的自由”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宗教热”

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宗教热”李俏梅在商品经济的大潮滚滚而至的时候，当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却把自己的文学触角伸入了宗教这一神秘的精神领域。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１９８１·１《十月》）可以说是其先导，最先对宗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走得更为深远的有张承志（《金牧...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不断超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一先秦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民”在政治中地位的认识,大致经过了如下三个阶段:1.神是决定一切的,民是神的从属品。殷商王朝统治者为了使自己成为人世间最高的绝对权威,一切言行总是打着神的旗号,即所谓“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1310然而虚无缥缈的“上帝”却无力使其统治永恒化,到头来仍不免灭亡的命运。2.神、民结合,由民情而见神意,神依民情而定存亡。周王朝统治者,一方面沿袭前代的神学政治,以所谓“…     

易道咸通之履（泰否）

<正>《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物聚则有大小、高低之分,自然有礼。卦象为乾刚在上,兑柔在下;天之道也,礼之基也。故曰：“履,礼也。”■履虎尾,不咥人,亨。注释：履,下兑（■）上乾（■）。卦象为,天边沼泽,浅水烂泥;人畜临之,常陷其中,不能自拔。水蛭繁生其中,吸食人畜之血。人一旦陷而不拔,水蛭迅速布满所陷部位,食尽方休。天连水泽,指荒远地带水天相接的大泽。卦象是走在沼泽泥潭上,     

王船山的爱民忧民意识

王船山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深情地热爱自己家乡父老、热爱祖国人民的先哲。本文旨在探讨王船山深沉的忧民爱民意识,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一、即民见天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孟子的话最具代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１）民贵君轻的思想是从古代重民轻天思想发展而来。早在西周统治者从商王手中夺取政权时,就开始怀疑天命,提出了天心即民心的主张。《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从民心代表天心代表天意,说明自己夺权是合符天心的。与此同时,也体…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其学术特点是：从生活维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反思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精神、原则与方法,从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生活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角”、国务院侨办课题“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性”等为代表的课题13项；出版了《生活哲学：探究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脉络——思维方式的历史研究》、《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合著)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立场》、《生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组四篇)、《生活哲学的对象与方法》、《论马克思生活观的理论支点》、《哲学：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等98篇,其中27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霍英东科研奖1项。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学术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维度的观照下,以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为参照,紧密结合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境况,透析“政治生活”的哲学本质,着力于国家权力结构、现代民主制度、政治制度伦理的研究。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殊规律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项,“政治制度伦理研究”等省部级课题8项；出版了《现代化：过程、特征与回应》、《制度伦理基本问题研究导论》、《通向中国现代化之路》、《文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行政》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伦理旨趣》、《论政治制度伦理》、《非道德主义的政治伦理——马克思对政治现代化的批判与超越》、《宽容：现代政治的伦理内蕴》等论文81篇；其中18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5项。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宗教哲学其学术特点是：系统、深入地探究宗教的本质与功能、宗教思维方式、宗教伦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以及宗教与科学等重大的宗教理论与现实问题；以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现实生活为出发点,以传统宗教为切入点,具体而深入地考察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渊源、流变及其特征,研究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异域与不同的宗教文化激荡、碰撞和交融过程中所保持的文化个性；对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等中国传统宗教与基督宗教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探究与辨析,深入考量各种宗教思想文化在相互激荡中存异求同的特殊机制与条件。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东南亚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源流、演变及现代转化之研究”、“华人宗教与东南亚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等省部级课题11项；出版了《宗教与文化》、《宗教现象的文化学分析》、《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和《世界宗教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从“神本”到“君本”》,《东南亚华人华侨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宽容：一种生存方式——以海外华人华侨的生存实践为例》等论文97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1项。其学术特点是：着力于《资本论》研究；对“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关系之考察；尤其重要的是以华人家族企业为研有对象形成研究领域。近年来,该方向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基本原理研究”等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课题7项；     

《左传》的文章观及其启示

从《左传》谈论礼、乐（舞）的过程中,可以窥见其所蕴含的“人文”本自天地、以“致中和”为美学原则的观念,并从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折射出《左传》对文章的看法。而《左传》谈论《春秋》的写法则从正面反映出其“两极共构而致中和”的文章观。《左传》讨论“和”与品诗等言论进一步佐证了其所秉持的文章观。《左传》的文章观同时也反映在其自身的行文方式上。《左传》的文章观对解读《左传》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释“鬼梦”

卜辞常见“鬼梦”中的“鬼”如同《周礼》里的“占梦”；“多鬼梦”就是诸多“占梦”作梦。在甲骨文中，“鬼”的专职乃是为占吉凶而作梦。后世的“鬼”指巫觋所见的鬼魂，是卜辞“鬼”的引申义。因“鬼”能见常人之所不能见，故其所见就是神示之兆。卜辞以“占梦”称“鬼”，而梦字又不从“鬼”，是因为“鬼”戴四目头乃是其“赠”祭以逐恶梦之形象，行其“占梦”职而睡乡觅梦之时却必得除去四目面具，故“梦”字形中之“占梦”并不象四目之“鬼”     

论点集萃

【酷评家的历史意识匮乏症】于展绥在《东方》（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发表文章《酷评家：刻舟求剑的新故事》认为，酷评家们赶上了一个求“新”的时代，他们不幸地患有“历史意识匮乏症”：一是缺乏对人类整体经验的敬畏。“历史意识”首先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经验的尊重与敬畏，它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个体对人类整体的认同愿望。而中国当代的酷评家们把自我同社会集体对立起来，他们或声称只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把自己当作某种抽象之物；或把自己置换为欲望的化身，主张用“身体写作”，如此地“单面人”的判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极端而失…     

试论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

屈原作品,前人或称之为“屈辞”,这比称作“屈赋”要好。但其本原却至今没有辨明。本文试图从文体功能、语言结构两个方面说明屈辞的形式,是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的创造结果。上先秦文体,有“辞”一类。以我所见,辞有四义: 其一,冤臣之讼辞。《说文》: “辞,说也。从禹辛。禹辛,犹理辜也。”理辜即申辨。后遂指申辨之言为辞。如《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周礼·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古之理辜,多祈神判。如舜时使皋陶为理狱之官,作五刑;其人死而为神,实为招摇之星。其人治狱,事一神羊,其罪疑者,使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其羊一角,“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古者神人以献黄帝,后世楚王亦曾获之。此最初之神判。《墨子·明鬼》谓齐庄君有臣,曰王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