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望山考

1983年6月1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核电站——秦山核电厂,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破土动工。6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时,以“二千年前秦皇驰道,如今布满施工队伍”,并介绍了秦山的背景材料,“秦山,又名秦望山。《水经注》云:海盐县‘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东海,故山得其名焉。’”查郦道元《水经注》载:“秦望山在州城正南,为众峰之杰,陟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见《水经注》卷四十,第10—11页);但其所指,系绍兴的秦望山。查遍《水经注》并没有海盐县境内有秦望山的记载。《越中杂识》第2页记载:“秦望山,在会稽县东南四     

汉“东南一尉”辨释

扬雄《解嘲》盛夸汉疆域之广大云:“东南一尉,西北一侯。”汉设“西北一侯”以控制西域各国,“东南一尉”以控制南方诸越。但“东南一尉”究竟何指?设于何地?史籍记载颇有异同。《扬雄传》注引孟康释“东南一尉”为“会稽东部都尉”。查《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所辖:     

简论西周前期中央官制特点

西周前期中央官制,依据国家、社会发展形势 需要,在承继夏商官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调 整,到中期已基本系统化。这套官制既有原始社会 痕迹的残存,又有夏商机构职官的照搬,更有在新形 势下的发展提高,因而它显现出了诸多特点。 其一是还具有一定原始性。这表现为: (一)有些职官名称为原始社会末期某种工作 性质的映写。如太保原本为“保”, 即“保姆”。 太师又称“师”,其有教养职能,亦和“保姆”有 关。《诗。葛覃》云:“言告师氏”。《毛传》 云:“师,女师也。”《春秋·襄公三十年》云: “宋灾,宋伯姬年。”《左传》云:“宋伯姬卒,待 …     

案上風景——清代玉插屏赏析

插屏是由屏风演变而来的一种装饰工艺品,多置于案头,以供观赏.屏风历史由来已久,据《周礼》记载: “掌次设皇邸.”郑玄注云: “邸,后板也.其屏风邸,染羽像凤皇以为饰.”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西周早期就已使用屏风.而“屏风”之名则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     

《诚斋杂记》作者考

甘肃师大中文系编《汉语成语词典》116页“寸步不离”条云:“语出宋·杨万里《诚斋杂记》卷上。”修订本《辞源》三册1999页“狐穴诗人”条云:“唐乔子旷能诗,喜用僻事,时人称为狐穴诗人。见元·周达观《诚斋杂记》卷九。”按:宋·杨万里与元·周达观并无此作,更不知何处飞来“卷九”之说!前书只见“诚斋”别号,便不管此“诚斋”究是哪“诚斋”,硬指为杨     

论吴越的民俗

句吴与于越同属古越族,有共同的民俗,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现分别谈一谈。“断发文身”是吴越的重要习俗之一。记载吴越“断发文身”的材料颇多。首先就句吴讲,《左传》哀公七年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这是讲太伯、仲雍到吴地后,跟随吴越人的习俗,也“断发文身”,《论衡·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竟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所以《风俗通义》云:“裸国,今吴郡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论衡·书虚篇》云:“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可见,吴地的土著本来就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正因为如此,故句吴立国后,就把它作为“国俗”。凡是投顺吴国的入,都必须服从这种“国俗”。《左传》昭公三年载:“吴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     

对西汉时中印交通的一点看法

川滇缅印商路很早以来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法人伯希和认为这条商路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而我国张星烺先生在1930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的附录《“支那”名号考》一文中说:“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自西域告归,已明言印度与中国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滇越国,以今地理考之,当在大理府,当时蜀贾已有贩运货物至其地者,印度人或即在滇越国与蜀贾交易,而更转运邛竹杖、蜀布至大夏也。此商道何时开通,史无详言,以理推之,当必甚早,在秦时已然也。”近年来,我国学者也著文较为系统地论述这一条商路的情况,有的同志认为这条商路起源很早,规模颇大。《史记·大宛列传》关于张骞在大夏看到邛竹杖和蜀布的记载是川滇缅印商路“起源甚     

海贝和东欧亚文明

在中国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或是公元前云南省石头寨山等地区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宝螺。从南诏国到明朝,云南人把宝螺作为货币。明朝开始,云南在朝贡贸易中收集了大量宝螺,致使贝币价值出现了长期性下跌的趋势。到了清代,铜钱代替宝螺。宝螺在均一性和稀少性之间的平衡中,被赋予了阶段性的价值。在稀缺的条件下,宝螺就成了与宗教权威相关的威信财宝。在云南积压的大量宝螺,流入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中国东北等爱好宝螺文化的地区。如果我们要了解宝螺的历史演变,就需要引入新的区域概念——东欧亚。     

董卓小钱及其对粮价的影响

董卓小钱发行后,粮价究竟涨到什么程度,史书记载不一。《后汉书》载“谷石数万”,《三国志》载“一斛数十万”,《晋书》载“谷一斛至钱数百万”。本文作者根据考古发现的董卓小钱实物,经过考证和计算,认为不可能用1000斤铜钱交换30斤粮食,以上诸书记载失实。作者对史书记载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康熙年间武昌兵变在日本的传闻

一、绪言三藩之乱平定不久,康熙27年(1688)在湖北省武昌发生一起兵变。魏源所著《圣武记》第八卷中,也以“康熙武昌兵变记”为题,记载了这一事件。这个事件是这样的。为平定三藩之乱,清朝政府曾将驻守湖广的清军由原来的三个营增加至五个营。及至云南、贵州的叛乱平定后,政府企图减掉增加的那二千兵员,恢复原有三个营,这些连战功也无份的兵士们便以夏逢龙为首领掀起叛乱。这次兵变始于康熙27年5月中旬,止于7月末,历经仅两个月时间。因此,《康熙武昌兵变记》对该事件的记载并不多。谢国桢在其《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一书中,从《清实录》、《清史稿·列传》、《广阳杂记》等文献中收集了有关该事件的资料,补充了《圣武记》中所载之不足。     

莫把“徐市”讹“徐市”

史载,秦始皇时命方士徐福带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福,亦作徐市。“市”读fu,与“福”是一音之转。故同是《史记》一书,在《秦妈皇纪》作“徐市”,而在《淮南王安传》则作“徐福”。“徐福”与“徐市”实系一名而异写,不是一人而有两名。而近来许多书籍和刊物中多有把“市”讹作“市”者,虽一些史学专家的文章中亦所不免。这当是因为二字形似致误。其实,这在一般字典或辞书中都有辨证,仅是人们疏忽而已。《辞海》云:“市,‘韨’的古字,与‘市’异。《辞源》云:     

关于《水浒》若干问题的看法

自南宋起,陆续出现有关“水浒”问题的记载。元杂剧里面更有不少以“水浒”中人物为题材的剧本,虽然多数不传,但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到明代,《水浒》一书问世后,不断引起论者的注意,自明至清以至民国,评论《水浒》的文字陆续有所发表。解放后,《水浒》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重点研讨的对象。这些文章都意图用新的观点来考察有关《水浒》的资料,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由于《水浒》一书的复杂性,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上,还存在不少的争论,例如《水浒》一书的编写过程的问题,结构问题,写农民起义的问题,招安问题,宋江这个人物的评价问题,乃至对《水浒》全书的评价问题,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综合的、进一步的研讨,也就不容易取得比较明确一致的结论。在“四人     

明代勘合制论

勘合制,作为明代一项重要制度,不仅在有明300年行而不衰,而且对后代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对明代勘合制推行的时间、种类与用途、管理及其作用诸方面,作一粗浅的论略。一 关于明代勘合制推行的时间,除去《明史》含糊其辞未作明确交待外,其余诸史书均有明确而且一致的记载。《明史·食货志》云:“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贴,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明史》这一记载没有明确的时间,只云是在太祖朱元璋时实行此制,而且从行文中找不出“勘合”的字样,其实户籍、户帖即是勘合。对这两点不清之处,明人…     

越国富中大塘和吴塘小考

富中大塘和吴塘是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自吴获释归越后,为雪国耻,以图霸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发动越民治水筑塘、广辟田畴而出现的,是越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富中大塘,传称大塘筑成,农田肥饶,粮食丰稔,越国炽富,故谓之“富中”。难怪左思《吴都赋》曾追赞云:“富中之畈,货殖之选。”那么,这个富中大塘在哪里呢?《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富中塘……去县二十里二十三步”。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引《旧经》所记,说在“富中里”。清代陶元藻大《广会稽风俗赋》据左思《吴都赋》“富中之畈放马涧”,认为“在新昌县东支道林放马之所”,又引顾母“山阴富中塘”云云。其实从《越绝书》的记载度之,决非新昌乃不辨自明。《管子·八观》曾辩证地阐     

释“非汉字符号”

《墙盘》中出现一“”字,诸家多释为“尢”①字。我看尚可研究。 “尢”,“盖亦由陵中的人形转来,足形已失,只作双腿一长一短之状。”② “陵”,甲骨文作或,金文作,象手持刀锯,断人一足。实际是古代的刖刑,也就是膑、、。段玉裁说: “凡古文字,今文作膑。考,司型注、大传注皆云周改膑为;而驳异义云陶改膑为,吕刑有,周改为刖者。,说文作;云,刖也。刖,说文作;云,断足也。然则膑与异制,与刖,制同而字异耳。”③《白虎通》: “者,脱其膑也。”《尚书》大传: “膑”,《吕刑》引作“”,可见膑、、、刖没有大的区别。 “尢”,是“失一足”,“双腿”…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杨滨《虞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大概是我国文字记载中年代最早的对于诗歌创作的本质及作用的认识了。所谓“志”，据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的论证，“志”在汉语发展史上大致经历过由记忆、记载到怀抱（情...     

黄宗羲误记宋史事二题

黄宗羲自是史学大家,其博闻强记、淹贯群书,已不待言,但亦有千中失一之处。顷读吴光先生整理之《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见有误记宋史事二处,现一并拈出。《陈定生先生墓志铭》云:“韩(?)胄立《庆历党人碑》,而刘后溪遂以庆历党人之名名游监簿之墓”。庆历为北宋仁宗年号,韩(?)胄为南宋时人。且庆历党人无被立碑,韩曾兴庆元党禁。此处误记时代。《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云:“文山属铭于邓元荐,以元荐同仕行朝也。”明嘉靖间张元谕编     

读敦煌歌辞札记

在敦煌歌辞研究中,敦煌遗书内存有题名为“云谣集杂曲子”的词集,其卷号为斯一四四一(简称斯卷),抄写于卷背《燃灯文》之后,原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后书“倾杯乐”,以下残佚(实存18首);伯二八三八(简称伯卷),抄写于卷背“转经·入宅”等文之后,原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下讫“早脱离尘士”句(实存14首)。但《云谣集》的刊布,还是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于1912年录得斯卷以后,方流传开来,直到1919至1920年间,我国学术界方有机会见到斯卷《云谣集》的录文,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第18卷第8号)文内,首次刊布《云谣集》内3首词,即[凤归云]2首,[天仙子]1首。     

明代浙江市舶司兴废问题考辨

浙江宁波,自古就是我国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宋、元、明三代,都曾在宁波设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然而,关于明代浙江宁波市舶司的兴废以及其它有关问题,《明史》等书的记载却很混乱。不但妨碍了我们对于明代浙江海外贸易的研究,而且也有碍于我们对明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实有必要弄清楚。首先是浙江市舶司的设置时间问题。《明史》卷七十五仅云:“洪武三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按:明州,即宁波。洪武十四年二月明州改称为宁波)、广东之州三市舶司。”并没有对它的设置时间作明确记载。征查它书,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二记,“洪武初设市舶于太仓,名黄渡市舶司。寻以近京师罢,改设于福建、浙江、广东。”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四十也云:“洪武初,设太仓黄渡市舶司……,遂罢     

略论周公制礼和周礼指导原则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礼作为奴隶制社会统治阶级统治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周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一、周公确为周礼作者 周公在周王朝创立时,的确曾“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尚书大传·周传·雒诰》亦记:“周公摄致,一年救乱,……六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也记载:“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制天下。……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国语·鲁语》说:“若使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这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周公在周初确曾“制礼”。 《论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