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标准的重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违背了行政诉讼的目的、混淆了实体和程序问题、造成权利救济的范围狭窄、导致被告的确定复杂化,因此亟需进行重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应当以行政公权力行为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使行政公权力的其他组织甚至船长、机长等均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     

刍议行政诉讼中因授权而产生的被告主体资格确认

行政委托与行政授权的区别直接作用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开展，并因之而产生一些实际问题。人民法院在开展行政诉讼活动中如何确认因授权而产生的被告主体资格，就是其中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行政委托与行政授权的区别为线索，对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法律内涵及因授权而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主体资格确认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针对目前某些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     

浅议我国行政主体范围的重新界定

行政主体概念是行政法上的基础性概念,其在认定行政行为、行政诉讼被告、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国家赔偿的义务主体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由于我国行政主体范围界定过窄,致使众多实际上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行为无法被归于行政行为,也使得权益受损方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和保护.因此,今后应将实际上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即公法人纳入我国行政主体的范围.     

浅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

当诉讼制度开始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时 ,举证责任的问题便产生了。在各国的行政诉讼理论中 ,由于行政诉讼具有司法审查这一实质特征 ,举证责任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而这一争议主要集中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应当是公平和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公平是法律的基本观念 ,其要求举证责任在原告、被告之间的分配应当符合各自的能力要求 ,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要求 ,并给予弱者一定的保护。这一点在行政诉讼中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为首先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在取证能力方面是不平等的 :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     

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构

行政诉讼和解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直接目的是减少纷争和成本，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和谐。行政诉讼和解须坚持合法性、不得侵害国家利益、不得损害行政权威的原则，其核心要素为自愿与协商。它以经法院初步审查，认为被告的行为存在不当，并适宜进行行政诉讼和解为前提，其成效以原告撤诉为标志。它的适用范围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行政合同行为以及行政赔偿案件。当事人有权对行政诉讼和解协议反悔。     

试论行政诉讼适格被告的确认

试论行政诉讼适格被告的确认贾怀廷，郑永强一、行政诉讼中被告资格的构成在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主体资格，即什么样的机关才有资格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诉讼主体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弄清楚被告主体资格的构成条件，对于在实践中正确确认适格的被告具有重要指...     

实施行政诉讼法面临的若干问题探析

本文立足于我国实施行政诉讼法一年来的客观现实,从行政诉讼的原告、被告、行政审判饥哭及律师等多个角度具体分析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者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及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论行政第三人

行政第三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行政法律关系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在此基础之上,对行政第三人的涵义及其与行政相对人、行政诉讼第三人之间的界限,以及研究行政第三人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论第三部门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

第三部门通常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公务性等特点,行使部分社会公权力,进而成为行政主体,其行为的本质以及相对人对权利救济的需求决定了这类组织的争议纠纷适用行政诉讼程序,第三部门在行使公权力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因此获得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由于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中的公权力越来越大,所以其行为必须加以约束。在实际案例中,第三部门被告资格的最终认定需要结合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同时兼顾司法权衡。     

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探析

囿于传统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中的应用。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符合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也可以弥补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与不足。构建行政机关行政诉权制度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也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以化解行政纠纷,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要从制度上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诉权。     

论我国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之建构

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追究行政主体行政责任的根本规则。它是行政责任理论的核心问题,在整个行政法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引起行政责任的原因具有多样性,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多元。我国行政法应确立以过错推定原则为主,以危险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为补充的行政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每一项归责原则都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     

作为试验手段的复议前置制度

近年来,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同案不同判、中立性无法保证等弊端,导致其公信力较弱。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核心要义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首要课题是恢复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从长远来看,应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视为一项试验手段,通过确立行政复议前置标准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重建行政复议的制度公信力。结合行政复议前置的判定标准和行政行为的现实特征,当前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为行政复议前置的试验领域。     

不合理行政行为及其监督

现实中存在事实上合法却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有责任将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偏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这首先需要明确合理与不合理的界定标准,使行政机关把握行为的尺度。这些标准是:立法目的标准、衡量性标准、行政过程符合理性标准。另一方面建立对不合理行政行为的监督体系也十分必要。对不合理行政行为的监督,行政体系外部的监督与行政体系内部的监督均存在相对的局限性。针对不同监督主体的不同特点,应分别采用严格有效的措施,以加强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及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权威性。     

行政行为的重新定位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当前,我国大陆对行政行为的定位亦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在保留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功能概念的基础上,另外创设"行政处理"等概念来概括具有法律行为特征的具体行政活动,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事实上,对某个特定的行政行为而言,它通常既有法律行为的属性又有事实行为的特征,理应接受这两种行为元形式的检验.     

依法行政实践中的难点及其对策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行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 ,法律与政策越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政策代替法律 ,二是政策否定法律 ,三是政策解释法律。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必须正确区分法律与政策的功能 ,避免越位 ;对同一问题既有法律规定又有政策规定时 ,要贯彻法律优先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权威 ;要严格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程序。要贯彻事权与职权一致的原则 ,并解决行政执法软弱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配置 ,要有利于行政执法的统一和效能 ;行政复议制度既要兼顾司法监督的要求 ,又要保证行政执法的权威 ;行政强制既要体现司法监督 ,更要体现行政权的强制力     

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研究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与原有的"滥用职权"共同构成了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在现行审查标准体系下,"滥用职权"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的行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混用、"明显不当"的具体判断标准难以法定化、客观化等问题。中国对行政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制度的重构,应当在明确行政裁量行为范围的基础上,将"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客观化、法定化,并将"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区分开来。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及其完善

抽象行政行为是国家实施行政权、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需要对其加强监督制约。司法审查固有的公正性与正义性,较之其他监督有更多的优势,而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目前仅停留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间接审查”上,在“直接审查”上却是缺位的。从国外相关经验来看,司法审查更应重点放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直接审查”上。应借鉴这一经验,从管辖法院及审查范围、具体诉讼程序及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等角度来完善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契约理念与新行政法——评杨解君《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契约理念的确立及其展开》

杨解君教授的《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契约理念的确立及其展开》一书,解释和回应了契约手段嵌入公法领域所引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针对传统行政权傲慢、低效与腐化的病症,该书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权力与契约的融通之道。"契约理念"演绎出来的平等、自由意志、诚信、义务与责任、和解等行政法新理念,对现代国家的合作行政和公私法融合现象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这势必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崭新的议题,也是催生新行政法的思想源泉。     

民事诉讼过程中行政行为处理之我见——从诉讼法角度加以论证

依据诉讼法原理,民庭对涉案行政行为只享有程序性审查权,并不享有实体性审查权。应当类型化处理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行政行为,划分案件类型的依据应当是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之间的诉讼系属关系而不应是实体法规则。尤其要分别处理行政行为作为先决问题的案件、需要考虑主管权限划分的案件以及仅需要协调判决效力的案件。要求得民事诉讼程序中行政行为的妥善处理,也应当通过完善相关诉讼程序制度来完成。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引入负面清单模式的思考

负面清单模式体现了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理念,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护.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归根到底是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体现了公民行政诉权的性质,理应以符合权利属性的方式来表述.当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不断扩大可诉范围,但其设计模式存在问题,难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充分保护的目的,必须引入负面清单模式进行重新设计.先以肯定的方式对受案范围作概括性规定,然后将不予受案的各类事项以排除方式明确列举,而未予排除的其他所有符合概括性规定的行政案件,均在应受理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