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肇政的客家文化与书写特征

1982年台湾文学评论界第一次提出“客家文学”,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钟肇政就着手进行客家身份认同书写。钟肇政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可以从他对客家山歌、采茶戏的书写中清晰地看到;而他的客家硬颈精神认同书写,则表达了客家人傲然立世的豪气;客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文化,有着深切的土地情结。     

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指的是当代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块。在50年代到70年代“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 ,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 ,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 ,文学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变动的特点 ,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三块空间 ,在世纪之交走向一体化 ,出现了构建“全球化”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家园的倾向     

从作品到文本——对"文本"概念的梳理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作品概念消失,而文本概念则无所不在。这个术语转换的背后隐藏着文学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是对文学制度的质疑。在传统观念中,文本是与作品相互关联和对立的观念,文本要走向作品,后者是前者的归宿。然而,在结构主义文论兴起之后,由于研究兴趣和科学客观性的追求,代表价值体系的作品被置于边缘,而原来处于边缘的文本成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后结构主义则重新强调文学实践和价值,但是他们把传统的价值观恰好颠覆过来,从作品走向文本,此时的文本不是具体的书写产物,而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意指实践方式,在新的空间分配语义,拒绝任何固定的话语秩序。中国的文论界对西方六七十年代的理论话语进一步研究和反思,梳理文本概念是必须的工作。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如何拯救：莫言《酒国》拯救事件的文学建构

“救救孩子”作为文学母题曾被反复书写。追溯莫言的创作谱系,该文学母题的书写具有共性和个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社会或者启蒙主题。莫言《酒国》是一个独异的文本,它是文化、市场和社会的合力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征兆可由文本的微观和宏观隐喻显现;莫言从社会问题切入,链接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以审美现代性质疑经济现代化的病症,他从制度、引导者和批评的角度思考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莫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拯救路径,但不能简单地将《酒国》贴上隐喻批判的标签,他从人物设置、情节处理和叙述者声音视角等方面探索问题的解决;莫言在时代限制和书写的阈限中试图勾勒现代“救救孩子”的文学路线,从叙述多重声音、戏仿经典“拯救”模式、文体互文等角度突破“救救孩子”的原有模式进行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书写困境,凸显拯救书写的纵深性和复杂性,简单用“晦涩”和搁置评价的态度视之并不可取。     

台湾文学“悲情意识”的生成与演变

三百多年以来,台湾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着分离与回归、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历史场域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笼罩着浓厚的“悲情意识”。这种情感的流露,既是文学创作者对本地区遭受的苦难的感怀与书写,也是台湾民众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反思与倾诉。这种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苦难意识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但是,由于长期的分离和殖民统治,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再加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使当前许多台湾作家创作上出现狭隘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悲情意识”被过分渲染,拉大了台湾作家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距离,这些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保证台湾文学健康地发展。     

漂泊世代:台湾当代作家的离散书写与原乡情怀

台湾当代海外作家的"离散"(diaspora)文学书写,将现代中国人集体流放现象再现为一种标记远离乡土的文化符号,体现较为特出的离散叙述和流放语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大量到美国留学而后居留下来成为知名作家。他们身在异乡心怀故土,形成了新大陆上的离散文学作家群体,表现了丰富的怀乡和复杂的原乡情感。不论出生于大陆与否,这些作家在乡土的追思中体现了矛盾的认同意识与离散语境,在关注历史、文化与政治等变动之余,也对民族文化的命运表现了强烈的关怀与忧虑。他们身处故乡与异乡之间,书写复杂的原乡情怀,表现出隐性或显性的离散与自我放逐情感。这些海外作家的离散情意结,也代表了海外孤儿追思大陆故土与台湾家园的乡土文化情怀。他们将中华民族集体离散的文化现象再现为独一无二的文学符号,构成台湾离散文学的主题和丰富的寓意。     

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

台湾马华作家李永平,通过原乡想像、女性刻画和中文书写,实现了他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三位一体的文学建构,而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三者之间的互为代换指涉,既坐实了李永平的文学意识形态,也生出无限空虚怅惘。原因无他,他的书写位置本身──漂流的、边缘的、“没有母语的”──已经预设了种种的不可能。李永平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失败,不仅止于美学的得失,也更指向一种历史/国族/欲望的精彩辩证。     

论"客家文学"的发生

本文试图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对近20年来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客家文学研究状况进行清理,对以下问题逐一进行考察:“客家文学”概念最初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后来又是如何不断地被应用的?在应用过程中它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对客家文学的研究起了怎样的影响?“泛客家文学”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事件与文学的边界

本文以对话方式讨论文学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事件往往影响到文学的书写与接受方式，致使文学的边界产生蔓延；另一方面，人们在“事件”的语境中对于“何谓文学”的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事件为切入点审视文学书写、传播和阅读，有利于从不同侧面看待文学现象，把握技术、观念、文化和文学生产之间的联系，从而对于文学的生成机制和流变线索有所洞察。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赵树理:"农民文学"作家——审美误识——从现代文学思潮史看"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是鲁迅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真正传人。赵树理早期形成的以科学与民主为魂灵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理想,使他终生自觉坚持人民本位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方向。他以极具独异风格的、现代性精神品格与民族化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创作,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光辉而不朽的篇章。研究“赵树理现象”对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与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21世纪西语裔美国文学：历史与趋势

西语裔美国文学分支众多,书写题材多样,近年来成就卓著,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综合考察各个分支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可以看出文学传统和现实观照之间的协商是当今西语裔美国文学的总体态势。身份构建、文化适应等传统文学主题与当下的移民问题和青少年犯罪等问题相结合,使得文学书写更具时代性。21世纪西语裔美国文学更加着力于“族裔性”和“美国特性”之间的关系,“美国经历”和“美国身份”是书写的核心,凸显出该文学分支对于充实“美国文学”的意义。     

隐喻视域下台湾“现代诗派”诗歌风格嬗变研究

从修辞学、诗学视角出发,以隐喻为切入点,对台湾“现代诗派”诗歌文本中的隐喻模式、隐喻的生成机制、隐喻类型、隐喻意象以及隐喻的本体与喻体双重视野之间的距离等因素进行的综合分析显示:台湾“现代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习染和反思过程大致经历了技法移植、西化质疑和传统内转等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诗歌中的隐喻在共时层面上分别有着相对稳定的深层结构模式,即替代式、范畴错置式和虚实结合式,而在历时层面上则呈现出隐喻风格从夸饰性到抽象性最后向明喻化演变的轨迹.在这一演变历程中,隐喻以“纯粹语言学的否定性策略”,不但实现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一脉相承的“先锋精神”,而且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进行反思的同时,推进了台湾“现代诗派”不断走向艺术自律的过程.以此为基础,重新发掘出了杨炽昌及其所倡导的风车诗社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锋性实验价值与贡献.     

意识形态与"左联"的信仰系统构成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面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特殊文学团体时,因习惯于社会政治学和纯文学两个极端的思维和认知,遮蔽了它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它身上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其特征也不是单纯的主流政治话语,它是一种整合的意识形态文化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本文旨在通过“左联”文学社群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解严后台湾文化场域中的女性主义思潮与性别政治

解严之后的台湾女性主义书写,体现出鲜明的中产阶级趣味与叙事特色、自觉的女性主义以及性别政治意识,渗透了后殖民与后现代色彩,介入到台岛社会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场域之中。《岛屿边缘》是解严后的台湾性别政治与文化批判的典型,它将女性解放议题发展成为性别政治命题,以边缘位置和战斗姿势开启了一种以性别与知识、性别与国族、性别与阶级等权力关系研究为核心的批判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超越了解严前台湾女性主义的思想空间。     

"精神派"与"物质派"的抵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神至上和非物质主义倾向

“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现象。“精神派”和“物质派”的抵牾从深层来说代表着现代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冲突,是“现代性”自身的固有矛盾的体现。“精神派”的精神至上倾向,彰显了人的主观意志,扩大了文学对于历史的影响力,也使社会诸领域的变革带上了“泛文学”的色彩。     

红色的隐喻——“山楂树现象”述评

近年来,纯爱文学题材作品流行,并产生了＂山楂树现象＂。基于文化隐喻的两个层次分析山楂树的红色隐喻可以看出：小说及电影《山楂树之恋》还原了普通人的感情生活,其结局是一个悲剧性隐喻。山楂树的颜色转换,宣告着主人公爱情的必然死亡。＂山楂树之恋＂现象只是＂想象＂的一种爱情纯洁。今天的文学需要更多地直面普通人生存的艰辛,并趋向认同妥协的合理。小说以平淡叙事完成了对红色年代纯真爱情生活描述的超越;电影创作者以主题的转换和对小说内容的忠实重现,完成了对小说本身的超越。     

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神性"艺术精神

“神性”作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生命意识范畴的支柱之一,是沈从文极力推崇和书写的艺术精神。“自然神”和“巫神”两位一体的神性空间使湘西世界成为一个“泛神”的世界。它的产生既是湘西“地域边缘”的自觉体认,也是“文化边缘”者生命理想的主观流露,彰显出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和探索的文学史意义。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形式

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世界构筑了一个庞大、缜密、繁复的隐喻网络系统。隐喻,在沈从文的眼里,不仅仅是一种语词转换的修辞行为,更是用以传达人类理解世界、解剖生命符码的哲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以语言的方式呼应着文学进入哲学的永恒诉求,在语义的转换之际“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种颇具典范的文学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