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士禛的诗歌创作论

“神韵说”是王士禛诗论的核心,也是他用以指导创作实践的准绳。本文对王士禛诗歌创作论进行了探讨,指出“神韵说”的几个特点。文章认为,王士禛对艺术表现手法总的要求是能于诗中得神韵,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创作准则:一、意象浑涵,不着议论;二、笔墨精炼,意在言外;三、浑然无迹,色相俱空。通过对王士禛诗歌创作论的阐述,文章提出“神韵说”的特点是:神韵须出之于自然;极其重视想象的作用;要求内容与形式的一致,以“全美为工”。     

寓目既博 赏心亦当——王士禛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论评

王士禛(1634—1711)是清初在诗坛享有盛誉的大家。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突出,以“神韵说”为标志的诗歌美学理论颇成系统,而且在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和总结、对历代诗家、诗作的评价方面也用力甚多。他评诗论诗范围广泛而颇具识见,这是我们研究王士禛的诗学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一个方面。钱钟书先生对王士禛的诗歌颇多批评,但对其评诗论诗却非常推许:“渔洋论诗,宗旨虽狭,而     

《唐人七律神韵集》为伪托之作——兼王渔洋《神韵集》浅考

《神韵集》是清代大家王士禛早年编纂的唐诗选本.江西图书馆馆藏清初刻本《唐人七律神韵集》内署“王士祯(原名王士禛)选”,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该集是《神韵集》的变异版本或至少有部分诗歌为王士禛所选.事实上,通过当时的原始文献以及该选选诗内容、特点、数量等方面的考析可知,王士禛所选《神韵集》的所有版本均已佚失,《唐人七律神韵集》应为伪托之书,该书并非王士禛所选,乃为清人汪棣所选之唐诗,汪棣鉴于士禛极高的学术地位与声望,而伪托王士禛所选以扩大文学声势,达到宣扬自己诗学主张的目的.     

论王士禛对严羽诗学的继承与超越

明清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严羽诗学的影响,清初著名诗论家王士禛的诗论亦如此。王士禛论诗以提倡清闲淡远、含蓄蕴藉的“神韵”著称,诗歌的这种审美特征实际上源于严羽。王士禛在诗歌审美特征论、创作论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严羽诗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诗论的基本宗旨体现出了相当的     

翁方纲对“神韵说”的批判与修订

王士禛的"神韵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同列清代四大诗说之位,对后代诗学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翁方纲与王士禛有师承关系,虽如此,翁方纲为建立自己的诗学主张对王士禛的"神韵说"进行了批判,认为"神韵说"在内容和创作上都显得空洞,所以必须以"肌理说"加以修订。翁方纲"肌理说"的建立是诗学理论发展到清代的必然结果,是对传统诗学的再次整合和阐释。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董其昌与明清文学的关系

董其昌是晚明著名的书画家和文艺理论家,也是万历时期八股文“机法派”的代表人物。本文将董其昌置于明清文论的脉络中审视,梳理其文学思想在师承、同辈和后世三方面的影响。董其昌的文法论受到唐顺之、莫如忠文法论的影响,他的平淡观与同时期公安派的性灵说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反对拟古方面不如公安派态度激烈。董其昌不主张抛弃所有形式的因素,而是提倡“先工而后淡”,他所标举的“平淡—逸品”的审美观念,启发了清代诗人王士禛阐发神韵说。董其昌的画学思想与神韵论的相似性,体现出艺术作品与文学作品对意境追求的互通。     

论广陵词坛宗主王士对汪懋麟词的影响

汪懋麟是广陵词坛领袖王士禛的高足,由于受到其师的影响,表现出和王士禛极其相似的词学观,即以＂神韵＂论词。此外,在作词的具体实践中,两人在词作题材和风格、作词主＂神韵＂方面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一场诗家正声与别调的论争--谈赵执信与王士禛诗论的分歧与互补性

赵执信的诗论主要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家诗教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其关注的首要问题.赵执信的作品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与现实性.王士禛的"神韵"说,侧重于从文艺的艺术规律探讨诗歌创作,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其关注的首要问题.王士禛的作品善于创造优美的意境去感染读者.二人的诗论存在分歧的同时又具有互补性、一致性.     

立足文献 别有新见——读孙纪文著《王士禛诗学研究》

王士禛是清初诗坛领袖,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影响深远,对康熙诗坛影响巨大,被奉为＂一代正宗＂。孙纪文先生以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开阔的研究视野,从诗学文献学研究入手,对王士禛诗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探究,对王士禛诗学作了深层次探讨,所著《王士禛诗学研究》是一部研究视角新颖、考辨细致、理论阐发充分的学术力作,应该受到学界关注。     

渔洋才学何尝薄于诗--李慈铭推许王士禛析

清人王士禛论诗讲求“神韵”,少谈学问,自其说产生后,即遭清代主学文人的非议。李慈铭身为晚清著名学者,却力排众议,推许王士禛的才学,此中缘由,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士禛的诗中才学。     

试论沈德潜和王士禛诗学主张之异同——以《古诗源》和《古诗笺》为例

沈德潜和王士禛是清代两大诗学派别的代表人物,两人的诗学主张都注重诗的意境.不同的是:沈德潜侧重诗的雅正、温柔敦厚教化之功,追求一种至性至情之美；王士稹侧重于诗的神韵之美,他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为对诗的最高追求.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从台阁诗风的消长看乾嘉之际诗风转换

由王朝中枢直接出面直接干预诗歌创作,是清代诗歌史的特殊现象,这一点造就了清代中前期诗歌台阁风气一统天下的畸形发展状态,造就了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交替成为康熙朝至乾隆朝前期诗坛主导风气的现象.直到乾嘉之际,随着时势的变化和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人的冲击,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清初钱、王“代兴”之说刍议

明末清初诗坛,钱谦益以两朝元老的领袖资格执掌牛耳,黄宗羲“四海宗盟五十年”,应该是当时实际情况的概括。接着康熙年间,王士禛主持风雅,神韵说笼罩近百年,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士稹少年时就为谦益所称赏,评论过他的诗,给他的诗集作序,因谦益的揄扬,士祯逐步成为康熙时期诗坛领袖。袁枚说:“王阮亭尚书未遇之时,受知于先达某(指     

《涛音集》与新城二王早期诗学思想

清代诗人王士禄、王士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二人早年初登诗坛时一起编选的明清山东掖县诗人诗作《涛音集》,是他们总结明清山左诗歌、阐发诗学观念的一次自觉实践。这部选集早于王士禛的《唐诗神韵集》,其评点集中体现出他们对杜甫“老成之境”和唐人“妙境”的推崇,审美上倾向于雄浑高古和兴象神韵两种风格。这两个方面是二王早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二王尊杜与贬杜、神韵诗学观念的形成以及二王诗学的联系等,都有重要意义。     

英语世界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

英语世界的王士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前为初涉期,这一时期的王士禛研究主要以作品简介、生平考证以及诗歌选译为主;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勃兴期,英语世界在本阶段出现了王士禛的专门研究者,王士禛的诗文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地系统翻译到了英语世界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新变期,王士禛研究沿着上一阶段继续深化,而王士禛的译者构成也更为多元,呈现出若干新的质素。相较于在英语世界中"大红大紫"的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显得"不冷不热",然而,正是这种"不冷不热"的特征,使得英语世界王士禛成为了一个观照、反思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得失的小巧别致的视角。     

论王士禛与遗民交往的功利性

王士禛与遗民群体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其五载扬州推官期间。他千方百计赢得遗民群体认可,为其在文坛以至政坛发展铺石筑路,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功利目的的初始。进而对遗民群体持以似有还无,若即若离甚至敬而远之的态度,是王士旗与他们交往的功利心态发展演变过程的体现。最终,“鸟尽弓藏”可谓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的功利目的实现之后的必然结果。王士禛对遗民群体的“用行舍藏”,顺利完成了自己文学地位的确认以及政治功绩的积淀,某种程度上也使其成为了满清统治者怀柔文化政策的执行者。     

明清山东新城王氏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与嬗变

山东新城王氏家族跨越明清两朝,诗歌创作成就斐然,其文学进程在总体上可分为准备、初建、鼎盛、衰落四个阶段。在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中,族人的仕宦是文学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家族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家法始变”,促使相对稳定的家族文学传统建立,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理念,激发了王士禛辈族人对诗文创作的热忱。王士禛在对家族文学资源的汲取与改造中,形成了自我诗文创作的特征,从而在清初的诗坛大放异彩。